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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宫扬州御档》之一：看精工富丽重宁寺

发布日期：2011-09-14　访问量：

从乾隆朝两淮盐政伊龄阿有关奏章及朝廷有关上谕档——
看精工富丽重宁寺

■ 李晓廷

　　一套由扬州档案局和扬州大学联合编录的《清宫扬州御档》已于去年出版发行。这套《清宫扬州御档》计1300多页、18册，6000多件御档折件涵盖了自顺治到宣统10朝的有关扬州的“朱批奏折”、“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户部度支部档案”等18类档案宗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万象。本版特开设“解读《清宫扬州御档》”栏目，撩开时光的面纱，再现扬州曾经的风情与景象。

　　《清宫扬州御档》刊录了一折伊龄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关于奉旨发办九龙大玉瓮等贡品的奏章，以及一篇朝廷总管内务府大臣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奉旨传达给伊龄阿关于请求添建万寿（重宁）寺事奏章的上谕。从这两件御档折件中不由让人再次看到扬州八怪、扬州寺庙、扬州工艺、扬州盐商及京师大吏等诸方面的关系及其背后的故事。

　　奏章、上谕皆为迎驾工程

　　其一：奴才伊龄阿跪奏：

　　为奏明事，窃照奉旨发办九龙大玉瓮一件、南山积翠大玉山一座，前经做成，陈设天宁寺行宫大观堂，恭呈御览。钦奉谕旨，再将玉瓮酌量做色送京。奴才当即遵旨雇募苏州工人朱廷琇来扬督饬办理，今已做就，谨将玉瓮、玉山由水路运送进京，应交何处陈设？现在送交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请旨遵行。又，本年办理天宁寺等处行宫工程，内有摆锡玻璃十块、亮玻璃十块，又画玻璃插屏一对、灵璧石大小八十块，谨附。便送交英廉查收，一并呈进存贮备用。理合开缮玻璃尺寸清单，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其二：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据伊龄阿奏：两淮商人吁请于天宁寺后添建万寿寺一处，稍效悃忱。所需物料岁内俱经办齐，地基亦已修妥，请颁发碑文寺名等语。此寺既经建盖，自不便停其办理，以致虚糜物料。所有碑文寺名候发往镌刻。至西边亭内亦应添立石碑一座，以便镌泐御制诗章，即将高宽尺寸详悉开明呈览。至后楼及大殿如何供设佛像之处，并着该盐政另粘掩罩或烫一小样呈览，不必大，但写明尺寸，以便另发添供佛像。

　　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总管内务府大臣遵旨传谕两淮盐政伊龄阿

　　从上录的两份史料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几个相互关联的信息：一，其内容都与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中的天宁寺、重宁寺有关；二，两件事都是交由当时朝廷内务府大臣办理，不过，第一篇奏折所奏的事是由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办理，而这位英廉是扬州八怪代表画家罗聘的挚友；三，重宁寺建在天宁寺后，而当年“添建”重宁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迎接乾隆第六次南巡。因此，重宁寺不仅建筑宏丽，佛像精美，而且寺内还专门绘制了大型壁画，作画人就是罗聘。

　　罗聘与英廉的交往

　　罗聘（1733-1779），字遯夫，号两峰、花之寺僧等。祖籍安徽歙县，生长于扬州。年轻时曾师从金农学诗画。为扬州八怪的后起之秀。其所绘人物、山水、花草“无不臻妙”。所创《鬼趣图》更是惊世骇俗，影响深远。因而被誉为扬州八怪的殿军。在罗聘的一生中，其交友之多之广，层次之高，互相影响之大之深，在扬州八怪诸家中最为突出。且不论罗聘与郑板桥等诸前辈的关系，他与翁方纲、英廉、纪昀、钱大昕、王念孙、袁枚、钱载、桂馥、张问陶、蒋士铨、吴锡麒、法式善、洪亮吉、孙星衍、伊秉绶等高官大儒学者名流皆为好友。不过，其中对罗聘影响最大的还数英廉。

　　英廉，字斗文、竹井，号梦堂。原姓冯氏，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1732）举人。自笔帖式历任内务府主事、淮安府外河同知、永定河道道员、内务府正黄旗满洲都统、江宁布政使兼织造、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汉大学士（汉军授汉大学士自英廉始），直至特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并署直隶总督。乾隆四十七年（1782）病逝，谥文肃。可以看出，英廉既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儒士，又是位极人臣的高官，加上他有在江苏一带任官的经历，因而与扬州八怪、两淮商人包括他们的社交圈都有着较亲密的关系。他的《梦堂诗稿》就收有与扬州八怪关系密切的“性灵”派大诗人、南方诗坛领袖袁枚与之同游扬州寺庙的诗。

　　学界一般认为，由于扬州八怪前辈与扬州盐商特别是商总江春的引荐，罗聘才有机会与英廉相识并成为好友。其中有记载的频繁交往是在罗聘三赴北京中的前两次期间。至于上北京的原因，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遵从老师金农行万里路“转益多师”的教导；二是收集金农散佚的遗作；三是由于“两淮盐引案”案发，严重冲击了扬州盐商及扬州经济，扬州书画市场开始萎缩。因此到北京谋求发展；四是可能受盐商之托，以画家的影响，上京城为“盐引案”的“从宽”发落疏通关系。而有学者认为，正是英廉，在“两淮盐引案”的最后“从宽”处理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资料来支撑这个观点。不过，有明确记载的是，罗聘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首赴北京期间，的确受到了时已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热情接待，从此过往甚密，并陆续结识了翁方纲、纪昀、钱载、钱大昕、蒋士铨等京师大儒和名流。他在京师展示他创作的《鬼趣图》，轰动士林，一时“王公卿尹、倒屐恐晚，名贤硕德，推抱送襟”。在《鬼趣图》上吟咏题跋者数十人，而在他以后离京返扬州时，以诗赠行者也达65人之多。足见罗聘在京城影响之大，交游之广。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英廉的引荐推介。资料表明，罗聘与英廉聚会最多的地方是在英府的独往园。翁方纲在他的《复初斋初集》里就有“（两峰）是来都门，尝一寓竹井之独往园”的记载。其实，罗聘何止“一寓”，而是独往园的常客。他在自己的《香叶草堂诗存》里就有《英梦堂相同招饮海棠花下》记载其事：“留欢花榭醉华筵，烂熳春光满眼前，烧烛不妨看半夜，裁诗拟准住三年。”足见二人相交之投缘。而英廉对罗聘又是什么印象呢？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即罗聘首次赴京的第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有诗记云：“问讯黄花放几枝，老来情味爱良时；重阳有例风兼雨，吾党相逢醉肯辞。”（《钱择石、纪晓岚、施耦堂、罗两峰过独往园登高》）。另一首写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重阳节的诗又记叙了他与两峰的欢聚，其中有：叶变疑春簇，杯香似客恬。凭栏矜济胜，指点数峰先之句。前首诗中“吾党相逢醉肯辞”，把英廉这位乾隆的近臣大吏与一位布衣画师的晤言一室、相契相合的友谊形容如“同党相逢”，而后首诗的“凭栏矜济胜，指点数峰先”则直接表达了他们之间那种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情趣和襟怀！罗聘对英廉这位前辈友人也是非常敬重的。他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二赴京师的中秋节与英廉在独往园相聚时，为英廉精心作了一幅画，其落款为：“己亥中秋摹元陈汝元《长桥夜月图》，奉呈梦堂师相大人清正”，“门下士罗聘顿首”。这

　　里，我们注意到罗聘称英廉为“师相”又自署“门下士”，其时英廉已任协办大学士三年了。大学士是唐代设置的官位，明代的大学士属内阁长官，虽为五品，但因负责起草诏令，批答奏章，已实掌宰相之权，故有“相国”之称。清虽沿明制，但所设大学士已无实权，不过官品还是相当高的（清代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因此罗聘沿其旧习，称英廉为“师相”，是有尊其为“恩师和相国”意思的。有学者认为罗聘的这个“门下士”过于谦卑，有些道理，但从当时社会风气看，这种称呼和自谦之辞也正反映了封建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和尊卑长幼的礼仪，在那个时代似乎也正常。何况英廉毕竟是位举人出身的士大夫，又有礼贤下士的胸襟，比起罗聘来，他虽位尊年长，但他欣赏罗聘的才华和为人，真诚与之相交，对其相助，因此，罗聘不仅多方面得到他的关照，更重要的是通过他这个“大平台”，罗聘还进一步“交游”了一大批名贤硕德，这对于罗聘以后的艺术思想、绘画风格和生活道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罗聘与重宁寺壁画

　　重宁寺为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一，寺址在今市区天宁寺后长征路北。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今仅存清光绪年间重修寺庙的部分遗构天王殿、大雄宝殿和三合院僧房（藏经楼已于2005年毁于火灾）等。而当年却是另一派大气象。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重宁寺在天宁寺后，为郡城八景之一，乾隆四十八年于此建寺。御赐‘普现庄严’、‘妙香花雨’二匾，门外植古榆树数十株，构大戏台。山门第一层为天王殿，第二层为三世佛殿，佛高九尺五寸……巍然端像，旁有十六应真像。殿后三门，中曰普照大千、左曰香林，右曰宝华，门内屋立四柱，空中如楼……迤东有门，门内由廊入文昌阁，凡三层，登者可望江南诸山，过此则为东园矣”，东园内还有“曲尺池”、“石桥”、“俯鉴室”、“熙春堂”、“琅玕丛”等诸胜景佳构。如此壮丽的寺庙主要是为了迎接乾隆第六次南巡。因此当地盐商还请罗聘在寺内专门绘制了大型壁画。《清稗类钞·艺术类》载：“重宁寺为商家祝釐地，其壁有画，为两峰所缋，盖两淮鹾商出数百金延请其所作者也。”清人李恒《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也引符葆森（1805-1854）《正雅集·寄心庵诗话》中对此事的记述：“余时过重宁寺，为纯庙祝釐地，其壁画至今犹在，盖盐商持数百金，延请两峰所作，述庵（王昶1724-1806）司冠谓其画大阿罗汉及摩诃各像，足与崔青蚓（明代画家崔子忠）、陈章候（明代画家陈洪绶）相上下，洵不诬也！”以上引文传达了这几个信息：一、建成后的重宁寺在完成了迎驾巡游后又逐步成为扬州盐商士绅为皇帝祈福之所；二、重宁寺的壁画是扬州盐商花重金聘罗两峰绘制，足见当地人对重宁寺装潢的重视；三、罗聘的佛像人物画水平在当时已有了极高的评价，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罗聘在重宁寺创作的壁画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记述：“重宁寺在天宁寺后，乾隆四十八年于此建寺……其彩画廊墙，一为进贡、奏乐、仙人、山水、树木、桥梁、彩云、地景；一为十王、司主、诸星、童子、插屏、帐幔、墙垣、地景；一为关帝、二十四功曹、二十四注解、北极、五祖、天师出跡；一为谈五色救八难、菩萨、神将、仙人、进贡童子；一为青龙、白虎、朱雀、元（玄）武、出入巡、万圣朝礼、祖师众神等；一为番像、罗汉、菩萨、喇嘛、从神、仙人；一为四值功曹；一为印子佛、背光、莲座；一为龟蛇、水兽、装草、绿色龟背锦。”可谓洋洋大观，丰富多彩！

　　罗聘早年师从金农学画，除梅竹外，较早创作的题材就是人物佛像，尤精于罗汉、高僧、钟馗、小鬼。当年轰动京城，当代又被誉为“现代漫画的滥觞”的《鬼趣图》就是他的杰作。乾隆时期的一位学者、书法家俞蛟在他的《读画闲评》里记载：“岁辛亥（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晤两峰于京邸，见所绘梅竹，秀雅多致，而于《西方象教图》庄严清穆，宛然面壁观心，高出诸作之上。始知两峰之伎又不止于画鬼也！”道光至光绪时期的画家秦祖永在他的《桐荫论画》中也这样评价罗聘：“人物佛像，尤奇而不诡于正，真高流逸墨，非寻常画史所能窥其涯涘也！”这两位同道之人对罗聘人物画的评价应该是内行而又中肯的。应该说，重宁寺壁画的成功，在当时的画坛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也是罗聘作为扬州八怪殿军的无可争辩地位的重要标志。

　　九龙大玉瓮与扬州工

　　在上录伊龄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奏：“奉旨发办九龙大玉瓮”等贡品中，最重要的就是“九龙大玉瓮”和“南山积翠大玉山”，这两件玉雕贡品，据笔者推测，应该就是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云龙玉瓮》和《丹台春晓》玉山子。据《扬州工艺美术志》记述：“《云龙玉瓮》，青玉，原重五千多斤，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如意馆估料，姚文翰画得四爪龙、山、水、云，九龙纸样呈览，奉旨交两淮盐政伊龄阿承办。该玉于扬州建隆寺琢制。制作期间除每年灯节、端阳、中秋三节停做外，其余时间均日夜赶做，共用外雇匠一万三千七百四十个工，用工饭、买办银九千八百八十七两二钱四分九厘。乾隆四十五年（1780），员外郎五德将两淮送到的大玉瓮着在宁寿宫内乐寿堂陈设。玉瓮高二尺五寸（47厘米），面宽四尺（94厘米），进深三尺五寸（86厘米），外面雕琢九龙戏珠纹样。乾隆为此写成《玉瓮记》命匠师镌刻于玉瓮外。”

　　又，“《丹台春晓》玉山，系新疆和阗玉。原重三千斤，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由方琮、邹景德出纸样，交两淮刻成木样一座，于同年四月廿七日送乾隆帝御览批准后，由两淮依样承做。于四十五年（1780）十月初一日送至北京，共花了四年时间，由员外郎五德安于养心殿宁寿宫。玉山连底座通高200厘米，最宽处150厘米，玉质细腻圆润，翠绿色浓而纯正。乾隆帝于四十六年（1781）为玉山题名为《丹台春晓》，并赋诗镌刻其上。署‘乾隆辛丑仲春御题’。‘御题’二字下有‘乾’、‘隆’圆形方印各一，另外玉山上还镌刻有‘八徽耄念之宝’和‘古希天子之宝’印各一。”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上述两件玉雕贡品在承办人、制作地点、纹样、颜色以至送抵北京的时间与伊龄阿奏章中的表述基本一致。此外，从中我们可以再次感受到：乾隆时期，扬州玉雕水平为全国上乘，并为皇帝所重，因而多次承担宫廷陈设玉器的造作。据记载，仅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十七年中，扬州就为乾隆帝加工进贡了五件大型的玉雕精品，即乾隆三十五年（1770）加工进贡的《关山行旅图》新疆白玉山，耗工三万左右，白银三千余两，费时五年；上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运京的“九龙大玉瓮”（《云龙玉瓮》）和“南山积翠山子”（即《丹台春晓》）；乾隆五十一年（1786）琢制进贡的《会昌九龙图》和阗料玉山，重832公斤，通座高145厘米，最宽处92厘米；以及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贡的《大禹治水图》（原名《大禹开山》，全称《密勒塔山大禹治水图》）。该件作品为新疆白玉，重约一万零七百多斤，做成后高九尺五寸（224厘米）合计用工15万个，耗时六年。总起来看，这五件玉雕贡品（特别是后者），其用料之大，耗工之多，糜财之费，雕琢之精，在当时国内都称得上是罕有其匹了。这真所谓“和阗玉，扬州工”！

　　“楼阁弹指现”的扬州重宁寺

　　以上乾隆朝内务府传达给伊龄阿所奏添建万寿寺（重宁寺）事的上谕，落款日期是“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这与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的“重宁寺在天宁寺后……乾隆四十八年于此建寺”是相符的。近人王振世《扬州览胜录》记载重宁寺建寺年代也与李斗所记相同。此外，乾隆皇帝也在他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游览重宁寺后所赋《万寿重宁寺纪事》诗的自注中说：“昨岁，两淮盐政使伊龄阿奏，众商吁请于扬州天宁寺后增建寺宇，以申悃忱，念其出于至诚，赐名万寿重宁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根据以上史料及有关佐证，重宁寺的确是乾隆四十八年，即1783年申请并建造的。然而近翻《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发现该志在卷二十八“寺观”之“敕赐万寿重宁寺”条下却这样记载：“（重宁寺）在行宫后，乾隆四十九年众商吁请于天宁寺后增建万寿寺，有旨允行，亲赐额曰万寿重宁寺。”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扬州宗教》以及以后的有关著述也沿此说法，这与“上谕”中有关记载不符，可以肯定地说，是“《府志》”误记了一年。当然，也许会有读者持这样看法：添建重宁寺的申请时间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但重宁寺建成时间可以拖到第二年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以《府志》记载也没错。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的。请特别注意《府志》重宁寺条下所记“乾隆四十九年（1784）众商吁请……增建万寿寺”与乾隆朝内务府对伊龄阿传谕的“乾隆四十八年……两淮商人吁请……添建万寿寺”在记年上明显不同。而乾隆时期的李斗《扬州画舫录》更是肯定地说“乾隆四十八年于此建寺（1783）”，足以佐证。至于重宁寺建成时间，笔者以为也不会拖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因为乾隆第六次南巡来扬州的时间就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初，而以迎驾为主要目的的重宁寺这个“形象工程”是断不敢拖到皇帝巡幸驾临之前才仓促收工的。乾隆时期的学者、诗人赵翼在他游过重宁寺后所写《万寿重宁寺五十韵》诗中这样描述该寺的施工情况：“楼阁弹指现，华严木虚致……蒇（完成）事半年里，捷比虹成梁”，诗人除了言及重宁寺建速之快，也说明了建造完工时间约在半年左右，这与“传谕”中的日期“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当年底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建成寺庙是大致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