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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第三期

发布日期:2007-07-17 访问量:

【峥嵘岁月】

◇ 无悔的追求——扬州籍新四军老战士楚青访谈录 ◆ 陈荣坤 陈立 李颖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新四军建军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粟裕诞辰100周年。在此之前,我们采访了副军职离休干部、新四军老战士,粟裕大将的夫人楚青。楚青同志15岁就参加新四军。在革命部队的大熔炉中,她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机要干部。与粟裕同志结婚后,她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从不以高级干部夫人自居,从不脱离工作实践,在工作和战斗中作出不懈的努力,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通过楚青同志的战斗历程,我们看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位立志报国、追求进步和光明的青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迅速成长的人生轨迹。这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投身新四军的战斗行列  楚青,原名詹永珠,1923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她的祖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日本暴徒抛入大海,尸骨无存。她的父亲詹克明生前是上海某私人银行的高级职员。楚青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扬州沦陷,日军烧杀淫掠,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人民过着屈辱非人的生活。楚青深切感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再无心读书,立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她随父亲逃难到上海租界后,瞒着父母,从上海到宁波,再到皖南,找到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到军部教导总队第八队学习,时年15岁。  记者:楚老,能否请您回忆一下日军占领扬州后的情况?  楚青:193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扬州,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时,有500多妇女躲进一法国教堂避难,被日军发现后全部遭到强奸,无一幸免。我和妈妈、姑妈、姐姐和表姐先是躲在家里堆柴的房里。我们把柴火放在屋子的前面,后面有一隔开的小房间,人就躲在里面。日军每天挨家挨户搜查,砸开门后第一件事就是甩耳光。当时父亲在上海银行工作,都是由70多岁的奶奶去开门,父亲回来后舍不得奶奶,就自己去开门,后来干脆就不关门了。一天,有一个小鬼子鬼得很,他发现院子里柴房的外墙好象比屋子里长了些,产生了怀疑,便上前扒柴火堆,被柴火戳了眼睛,他才罢手,我们才幸免于难。我父亲感到我们躲在家里很不安全,便通过关系,捐献了一笔钱给一个美国教堂。妈妈、姑妈、姐姐、表姐、我等共7个人去美国教堂避难。因为当时美国与日本还没有发生战争,父亲认为去那儿可能会安全一点。记得当时有一个美国牧师来接我们,他走在前面,我们紧跟在后,日本士兵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这一段经历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对我的影响和教育非常深刻。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原来一直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现在感觉这样不行。我当时深切体会到走革命道路,打日本鬼子,建设繁荣昌盛的强大国家才是最迫切、最根本的。  记者:您是怎样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道路的?  楚青: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无数热爱祖国的年青人参加抗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躲进美国教堂避难后,父亲感觉这样还是不安全,便把我和姐姐带到上海,并考进了“省立扬州中学沪校”。当时我和姐姐抗日情绪都非常激昂,怎么也看不进书,总想着参加抗日部队,直接和日本强盗面对面地战斗,以报效祖国。  1938年秋冬的一天,有一女同学对我说:“我今天要去送一个朋友,他要参加新四军。”我说:“能不能跟他说说,把我也带去?” “那行啊。”她回答。第二天,我和姐姐一起跟着这位同学的朋友去投奔新四军。我们走的时候,家里不知道。当晚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便打电话给在宁波的四叔,让他拦住我和姐姐。当船到了宁波码头,我一看,不好,四叔站在那儿呢。四叔向我们招着手,说:“我一定不留你们,你们下来,到家里坐坐。”当时我们只得跟四叔回了家。他说:“你们姐妹俩必须留下一人。”当时姐姐已经结婚,四叔不让她走,我只好先走。  大约是1938年11月底,我来到皖南张家渡新四军招待所。当时招待所住着7个人,大家互相不认识,我是第7个到的。因为我们都没有介绍信,新四军不收我们。后来来了一名煤业救护队(为抗日做一些救济工作的党的外围组织)的女同志,她有介绍信。我便对她说:“你能不能(在介绍信上)加上我的名字?”她说:“那当然可以啊。”就这样,我参加了新四军。而其他6个人没有介绍信,呆了七八天只好回去了。我姐姐后来还是说服四叔放她走了。非常遗憾的是,姐姐虽然已经到了新四军招待所,因没介绍信,呆了个把星期,硬是不收,也只好回去了。当时我虽然已经在部队,但也毫无办法,一个小兵说了也没有用。我感到当时皖南新四军军部没有能按照中央的方针敞开大门吸收革命青年、革命知识分子,这对抗日斗争是一个损失。当时的年轻人要走一条革命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15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革命战争中锤炼成长  楚青参军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先后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八队、新四军军部速记训练班学习,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1月起,她先后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新四军第一师、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中共华中局、苏浙军区、中共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中共济南市委等单位任速记员、机要秘书、秘书、参谋、干事、专职党支部书记、调研员等连、营、团级干部。她在战争年代主要从事机要、战勤等工作,先后参加了江南、苏中地区的反“扫荡”斗争、黄桥决战、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苏中战役及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诸战役,参加了三次横渡长江、多次穿越封锁线以及在浅海的作战行动,为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记者:楚老,请你谈谈你在新四军部队里的成长历程。  楚青:我是在陈毅、粟裕两位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在苏南,陈毅、粟裕同志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敌后,放手开展游击战争,敢于和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的认识也在实践中提高。当时,我分配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机要部门工作。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陈毅司令员打电报给项英,说苏南新四军指挥部要按照中央的方针向苏北发展,希望他们能到苏南敌后来发展。项英那里的情况已经比较紧急了,处于顽固派的包围之中,他们发电报一直说要来,我们就一直在那儿等。可他们就是没有过来,丧失了大好的时机。那几日我特别注意来往的电文,因为译文要从我这儿过,我负责把其他同志翻出来的译文抄出来后再呈交给领导。当时,陈毅发的电报是这样说的:我们决心等你们到几月几日,如果你们再不来,我们就过江了。但他们对国民党存在幻想就是不来,陈、粟两领导只得下决心带部队过江了。以后发生了皖南事变,项英同志也牺牲了。  我迅速成长的另一原因是受到战友英勇牺牲的激励。新四军军部速记班8个人,连我在内3个人分在江南指挥部,现在另2人还健在,北京、青岛各1人;4人留在皖南,1人分在皖北,这5人后来都牺牲了。施奇是速记班班长,是一位工人出身、十分坚强的女孩,文化程度上比我们学生稍差一些,但思想进步,很善于和周围的同志相处,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轮奸后活埋。我的另一位同学章辅,分在皖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到地方工作,被当地地主还乡团逮捕后,押到村头,被一刀一刀活活剐死。战友的惨烈牺牲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认识到领导路线的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比上什么课都深刻,我觉得一个革命战士就应该有决心像他们那样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  其三是革命战争锻炼了我。我是一个青年学生,体质较弱。在战争中,我得到很大的锻炼。记得抗日战争后期,在宝应西安丰一带,每天大约要行军60-80里,最长的一次急行军了2夜1天,中间只吃了一顿饭。行军结束后,粟总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要记住,这是最长的1天,人家1天24小时,我们过了多少小时啦。”老百姓都说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知己知彼。在苏中反“清剿”时,有一天夜里部队要过一座20多米长的小桥,桥下还有一条小河。当粟总带着我们从桥下走的时候,桥上就走着日军,我们都可以听见鬼子皮靴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大家就问:“粟司令,你怎么敢领我们这么走,鬼子要是低头发现了怎么办?”粟总笑着说:“他们不会低头的,他们低头干什么嘛。”粟总对日军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了解、熟悉,因此他才能作出大胆而符合实际的决策。  记者:楚老,请您谈一谈您在战争年代的爱情和家庭生活。  楚青:粟总当时找我谈对象时,我不太愿意,我说:“我这个人不长于人际交往,做一个领导人的妻子不合适,对你没有好处。”他说:“我就不喜欢那样的人。”我说:“你慢慢地会觉得不好的,你需要找一个擅长交际的,你这方面不行,正好补救补救。”他说:“反正你不同意,我也不结婚。”结果他等了我3年。  结婚后不久,我就怀孕了。当时部队条件比较艰难,组织上安排我穿越封锁线来到上海,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住进医院。我生完孩子就带着孩子回到了扬州娘家坐月子。周围邻居虽然知道,但都不说。回到扬州有三个月的时候,有一“汉奸”跟我奶奶说:“日本人可能知道你闺女在家,赶紧走。”他推荐我们用了一个三轮车夫,就在临近家门口的四望亭。我问那个三轮车夫:“你怎么知道新四军驻扎的地方?”他说:“我就是知道,我把你向北拉到六十里,那里就是解放区了。”我在那个三轮车夫的护送下安全到达解放区。随后,我的妈妈又把孩子送来,这孩子就是我家的老大粟戎生。这一段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很爱国的。在新的岗位勤奋工作  1952年,楚青转业至地方工作,先后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商业部任计划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及政策研究室主任。她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期间,曾组织农村市场调查,向领导汇报后,为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扬。她著有《我国农村市场的改组》。1970年,因粟总身体不好,她离开了熟悉的岗位,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粟总身边协助工作。1984年2月粟总逝世后,楚青为粟总的彻底平反,为完成粟总的遗著、开展粟总军事理论与实践研究做出很大的努力。粟总研究取得的成果,凝结着楚青的辛勤劳动。楚青现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副军职离休干部。  记者:楚老,离开部队后,你做了许多工作,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工作,好吗?  楚青: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我从部队转业到商业部工作。粟老总很支持我到地方工作,他认为女同志在部队发展很受限制。建国后,我就调到了二商部工作。当时商业部已分为一商部(城市商业部)和二商部(农村商业部)。那时,我大概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在农村出差、作调查。有一次,我写的农村调查报告部领导认为很好,就呈送给周总理看,总理还夸奖过我。记得有一天,总理派人通知我到他办公室给他身边的同志讲讲农村商业。总理对我说:“他们一天到晚住在城里,不知道农村的情况,你给他们讲讲。”   1970年,那时粟老总处境很困难身体又不好,没有人照顾,我就跟他商量:“我还是调回你身边工作吧!”我写了报告,回到了他身边当秘书,便于照顾他。粟总为人正直,不擅长人际交往。当时在一些高层人士里,对人际关系是很看重的。粟总是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上去的。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人家都说身经百战,我可不止打了百战,我可打了几百战了。”粟总在1958年蒙冤,受到错误的批判,先后36年,直到逝世十年后的1994年才得到“平反”。但他在有生之年从未消沉过。他说过:“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我自己!”在他蒙冤期间,周总理让他在身边做些工作。总理说:“你现在部队也回不去了,就在我身边做些工作吧。”因为总理是晚上夜间工作,粟总也跟着这样,所以我常常碰不到粟总。  记者:楚老,您在离休后,以很大的精力投入粟总军事文集的整理和粟总军事理论的研究,能否请您谈一谈粟总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特点?  楚青:粟总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博大精深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跟随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上井冈山,建立红色根据地,学习和掌握指挥红军战胜敌人的方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认真研读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浏览了其他军事著作。在极为丰富的军事实践中,他不拘泥于书本,全局在胸,灵活地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指挥特色。  战争年代,粟总是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而著称的。他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特点我初步概括为四个字,这就是“实”、“准”、“变”、“狠”。“实”就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战争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的具体规律。“准”就是较为准确地预见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较为准确地判断出促使战争致胜的转折点。“变”就是战略战术的千变万化,先敌一筹敌变我变。“狠”就是面对强敌毫不示弱,出敌不意敢于碰硬,就是瞄准敌人的软肋一招致敌死地。这四点是相互关联的。  下面以发生在我的家乡江苏境内的苏中战役为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依靠美帝国主义援助,悍然发动内战,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面对数量优势、拥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应该采用怎样的战略战术来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党中央、毛主席和各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密切关注这个问题。鉴于国民党军队即将展开大举进攻,党中央、毛泽东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计划。其战略意图是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建立新解放区,保卫老解放区。粟总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他认真领会党中央、毛泽东作战意图,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详细分析了华中解放区,特别是苏中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地形等条件,提出了依托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在内线歼敌的战略设想。在和华中局诸同志共商后,粟裕等联名上报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他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部队五个整编师共15个旅12万人分四路向苏中解放区进犯。其时兵力仅为敌军四分之一的华中野战军在粟总指挥下,奋起迎战,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七战,均取得重大胜利。这七次战斗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但每次战斗都贯穿着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仗”的指示。每一战之前,粟总都认真分析敌情,精心谋划,科学预见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当战场情况发生变化,随时改变原定计划,促使走向胜利。苏中战役总的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然而每一战斗的具体形式都各有不同,首战宣泰是奇袭,二战如南是奔袭,三战海安是运动防御,四战李堡是奇袭加伏击,五战丁(堰)林(梓)是乘虚而入,六战邵伯是阵地阻击,七战如黄路是攻黄(桥)救邵。苏中七战,战战相连,环环相扣,越战越妙。在苏中党、政、军、民的全力配合下,仅一个半月,华中野战军就歼敌5万多人,占国民党进攻苏中部队的一半。  苏中战役为扭转整个解放区南方战局起了重要作用。为我军在战争初期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的规律的探索,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作战原则形成和发展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苏中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各战略区首长通报苏中作战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办理。苏中战役以后,粟总又先后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  采访结束后,楚青同志坚持要把我们送至大门口。这时正是十二月份,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再三劝说楚老不要送我们了,楚老执意要把我们送至门口。她说:“粟总生前交代过,无论什么客人,都要送至门口。”   望着楚青同志瘦弱的身体,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大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的最前线,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楚青同志就是其中一位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把他献给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才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楚青同志正是这样做的,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联系地址: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公室;责任编辑:魏怡勤) 【峥嵘岁月】

◇ 粟裕与江都 ◆ 朱华锦

  今年8月10日,是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粟裕同志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功勋赫赫,令人钦佩。笔者研究地方党史多年,现将他在江都的活动一一写出,以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一  1940年7月8日至25日,江都郭村地区。  这几天,郭村地区塘头镇上喜讯不断,热闹非凡:7月4日,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7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正式成立;7月8日,由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江抵达这里,与江北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苏皖支队胜利会合,陈毅与粟裕这两位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正副指挥在分别10天后,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代名将粟裕从此开始投入到苏北抗日洪流之中。  7月12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时年33岁的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塘头镇进行了整编,所属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紧接着,陈、粟召开会议,讨论新四军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问题。粟裕力主东进黄桥,他的意见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陈毅当即决定: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尔后向东挺进。  粟裕深知,新四军东进黄桥会遭到曲塘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的阻击,而反共顽固派、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更是在北面窥视着新四军的一举一动。粟裕找各个纵队指挥员开会、谈话,向他们讲明:税警总团属争取势力,打他主要是为了拉他;对极为反动的何克谦部,则必须狠狠地打击他、消灭他。一旦与这两部交起火来,应区别对待,把握不同的“度”数。同时,积极做好对付韩德勤的作战准备。  为了使部队适应即将到来的作战对象、作战规模的变化,粟裕多次深入部队进行教育动员,他还在塘头附近的彭家庄召开了苏北指挥部参谋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战时参谋工作》的报告,根据国内外战争经验,对参谋机关的职能和战时参谋工作作了全面论述。  7月25日,陈毅、粟裕率部按计划开始东进。部队通过口(岸)泰(州)线上的“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以掩韩德勤耳目。二  1943年6月30日至7月6日,江都真武、邵伯地区。  1943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一年。6月下旬,时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的粟裕,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今江苏盱眙县内)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行前,粟裕对往返路线作了精心设计,去时走南路,经东台、兴化、江都真武庙、邵伯到淮南黄花塘,沿途视察苏中部队,并对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  据当年随行的测绘参谋秦叔瑾日记记述:  “六月三十日,我们十余人跟粟师长当夜通过高(邮)兴(化)公路,到达南代庄休息。”   “七月三日,与十八旅旅部移到刁家庄。”   “七月四日,粟师长决定严振衡(侦察科长)、王重(总务科长)带一个连先行,我和特务班、侦察员十余人跟他在旅部等两天起程。”   “七月六日,我们跟随粟师长于下午六时,通过昭关坝据点,伪军关起门,让路通过。渡过运河,复乘民船过高邮湖(实为邵伯湖),到黄钰(应为珏)桥登陆,步行至潘庄休息。我们只有十余人,休息时必须放出一个哨,粟师长都亲自布置。”   粟司令员在江都停留了6天时间,由于当年的行程非常保密,他在江都的活动鲜见记述,笔者不好妄加推测。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对真武、邵伯一带地形、道路、敌情、民情等实地了解,为尔后两次指挥邵伯战斗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三  1945年12月中旬,江都邵伯地区。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近4个月,可是扬州地区扬泰线、运河线的少数城镇仍在日伪军控制之中。运河线上重镇邵伯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团。为消灭驻高邮、邵伯等地拒不投降的日伪军,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发起江(都)高(邮)战役,并把指挥机构开到邵伯前线,指挥所设在离邵伯镇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庄里,就近指挥第七纵队攻打邵伯。  据这次战役的亲历者彭德清等回忆:12月19日晚,粟裕司令员指挥第七纵队向邵伯之敌发起攻击。战斗中,粟司令一直坐镇前线指挥所。原先他的指挥所设在邵伯镇东仅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子里。当第七纵队一个团突进邵伯镇,消灭了镇上的伪军,把日军一个中队压缩在镇北的据点内时,粟司令随即带了参谋人员进入邵伯镇,直接指挥该团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集中火力、兵力,从北、东、西三面进攻。日军支持不住,拼命向南突围,指望在江都(仙女庙)和扬州驰援之敌接应下逃离邵伯,窜进江都。这批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日军,从粟司令的临时指挥所门外你争我抢夺路而逃之时,粟司令带领的参谋人员和警卫班,正稳守门内,不动声色,严阵以待,待日军逃到了镇南公路上,进入开阔的野地里,既无险要可凭,亦无工事可守时,粟司令便下令我追击部队和预伏的堵截部队迅速出击,出逃的日军很快为我歼灭。  第七纵队攻克邵伯,歼灭日伪军800多人,其中日军150多人,切断了高邮日伪军南逃的退路。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特务团和苏中部队拔除扬泰线日伪军据点16处,为攻城打援准备了良好的战场。四  1946年7月,江都邵伯地区。  据史料记载:苏中战役前夕,粟裕又一次亲临邵伯地区视察防务。就在这次视察中,粟裕对邵伯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针作了详尽指示,强调指出了防守乔墅的重要性。乔墅位于邵伯以东5公里,蒋军前两次进攻邵伯,都是正面攻击,未能得手,这一次可能同时进攻乔墅,以迂回邵伯。他要第十纵队充分考虑这种可能性。  视察结束时,粟裕明确提出保卫邵伯的作战方针:“应当采取各团轮番守备的方式,依靠阵地,作短促的反突击以击退敌人,这样方能坚守邵伯。”   后来战斗的进展,果如粟裕所料:黄百韬于8月23日进攻邵伯,兵分三路,而以战斗力较强的第四十旅进攻乔墅,迂回邵伯,在飞机、炮艇配合下,向邵伯、乔墅、丁沟三地猛烈进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两个团按照预定作战方针,适应水网地带正面狭窄的地形特点,采取各团轮番守备的战法,顽强防守,英勇反击,坚持4天4夜,一直打到8月26日黄昏,阵地岿然不动,毙伤蒋军2000多人。黄百韬得知九十九旅已在如(皋)黄(桥)路上被歼,他的侧后受到严重威胁,再打下去凶多吉少,急忙撤回扬州。苏中七战七捷第六仗———邵伯保卫战胜利结束。五  1975年5月14日、15日,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和真武油田。  时隔29年后,粟裕又一次亲临江都。这时正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重要时刻,也是十年动乱中难得的一段调整、发展阶段。刚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的粟裕受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之托,深入华东地区对部队和地方工作进行调查。  5月12日,他在老部下、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段焕竞陪同下来到扬州。5月14日下午,驱车来到江都,参观了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第二天,即5月15日上午,在由扬州到高邮的途中,又乘车到江都真武庙的油田指挥部参观,并听取了指挥部指挥马建、副指挥王正的情况汇报。  笔者走访了真武镇当年参加接待的老同志,他们回忆说:粟司令到真武时,正逢下雨,到河西五七庄油田指挥部的道路泥泞,汽车不好开,人又不好走,怎么办呢?他们随即帮助找来4双半高靴,让粟司令等换上。他们看到年近古稀的粟司令员冒雨坚持步行,这种深入基层、关心国家建设的举止,让人十分感动,久久难以忘怀。(联系地址:江都市人民路51号302室,责任编辑:陈立) 【峥嵘岁月】

◇ 抗战时期苏中根据地财经工作琐忆 ◆ 陈浩然

  抗日战争时期,扬州地区的财经工作始终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充裕财政、繁荣经济保障供给”方针,不仅保证了本地抗日军民的供给,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其他抗日根据地。  做好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保证。1940年1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江都整编,同时建立了财经委员会,吉洛任主任,孙更舵任副主任。1940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成立,黄桥联合办事处于8月3日设立税务局,朱毅任局长。  1941年到1944年,抗战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伪军在苏中抗日根据地不断“清乡”、“扫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停发经费并进行经济封锁。新四军转战敌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吃饭穿衣都很困难。1941年,新四军东进初期,部队给养是由抗日民主政府向当地商会、地主、旧乡保长筹借。为了保障抗日党政军的供给,地方政权开展了征粮、收税。为了保证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开展,各地建立和加强了财经工作机构,分区(专)行署成立财经处,县成立了财经局,区成立了财经分局,开展财政、税收、粮食、金融、商业、供销贸易、工商管理以及对敌经济斗争等工作。1942年3月,苏中一专署成立时就设有财政科。专署对财经部门的干部配备也较重视,如二分区财经处长就由地委委员郭健同志担任,她是清华大学学生,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  1943年精兵简政时,财经部门实行一元化领导,专署财经处下设财政、税收、粮食、审计等部门。  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政府的税收工作,一是利用税收杠杆,用较低的税率、合理的负担,打破敌人的封锁。对进口的军需民用品低税,迷信品重税,毒品没收,对军用品、白纸蜡烛、印刷用品、西药等免税,鼓励进口。二是针对日伪在其控制区强征硬索,搜刮民财,而且经常派出武装,“扫荡”、偷袭抗日根据地,捕捉税收干部,强设税卡,强征伪捐的情况,加强根据地地方武装,进行武装收税。当时税收干部大部分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为了增加税收,在游击区和敌占区也开展了税收工作。为了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影响,配合敌工部门做敌伪工作,有的还把税所设在敌占区。在边区,还组织武装税务人员,拔除伪税卡,震慑和教育伪乡、保长,发动群众抗交伪捐税。财经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和其他战线上的同志一样,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有好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2年12月,苏中一分区财经处副处长叶剑在高邮县张家河与日伪战斗中光荣牺牲。  抗战时期,根据地税收的主要收入来源靠进出口货物税,又叫统税。地方税收靠工商所得税、契税、屠牙税、糟坊税。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对油坊免税。抗日民主政权本着既减轻工商业者的税务负担,又有利于抗日的目的,统一了税制、税率,印制了货物检查证(即税票)和已完税货物准运证,实行一道税,税不重征,一票通行。  抗日民主政府为了稳定金融秩序,保护人民利益,于1941年1月在盐城宣布成立苏中江淮银行,以大量的粮食、黄金作基金发行抗币。抗币在战争年代同样具有流动、储藏、价格尺度三大功能。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以江淮币为主。1942年起,苏中区党委要求在根据地内禁止伪币,发行流通抗币,并颁发了《苏中区发行江淮银行钞票及兑换法币暂行办法》,公布了抗币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同时,广泛宣传,提高群众对伪币欺骗性、危害性的认识。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发布告,推行江淮券(抗币),禁止使用伪币。1945年5月2日,江淮银行发行新抗币,票面5元、1元,5角、2角作为辅助。银行往来一律使用新抗币,禁用伪币。要求大小市镇实行抗币标价,一切公私买卖都以抗币作标准,商业税收也以抗币、实物和金银为主,从而提高了抗币威信,巩固了根据地的金融基础。  抗战时期,国营商业的利民贸易公司和江海公司担负苏中二分区和三分区内外贸易、加工订货(以棉花供给纱厂加工棉纱),同时负责购买军用品,如西药、白细布、白报纸、蜡烛、油墨、印刷机、部分枪支弹药。国营工业如大华毛巾厂、被服厂、肥皂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保证供给制。公司有时利用进步商贩把根据地农副产品贩运到敌占区。在货物管理上,南北物资交流时,禁止带回伪、法币和违禁物品。在税收政策上,对购回军需、民用物品者,予以鼓励。当时,还在中心区贸易公司设门市部,以抗币为单位挂牌收购、抛售粮食、纱布,组织货郎担串乡卖商品、收抗币,稳定物价。  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根据地人民包括工商业主和开明的地主、士绅踊跃缴税,缴爱国公粮。1941年,苏中共征收公粮3064万斤,代金82.51万元。1942年,苏中夏征公粮5364万斤,代金79.65万元,税金4150元。1943年10月,苏中二分区机关干部节省棉衣费26.3万元。1944年5月,苏中一分区机关干部职工共献金2.39万元、大米7000斤,还献出金戒子、银元和衣服、鞋袜、毛巾、肥皂、牙刷、牙粉等供给部队。高邮县爱国士绅吴襄哉献田48.5亩给抗日战士家属。6月,江都县参议会发起了“一个铜板、四两废铁”的捐献活动,全县人民热烈响应,儿童尤为积极,纷纷将家里的铜、铁拿出来捐献。吴桥、杨桥和樊南三区的群众还献粮1.04万斤。60岁的参议员、共产党员谢慈老妈妈在此次劝募支前工作中光荣殉职。同月,宝应县各界献粮6万多斤;射阳僧抗会献田400亩,射阳镇士绅献金4万余元,粮500斤。  1944年3月,新四军1师配合3师发动车桥战役时,宝应县仅安丰一个区就筹集了粮食5万多斤、柴草100万斤及3大船煤油、蜡烛、报纸等物资,对战役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联系地址:扬州市盐阜东路11号;责任编辑:魏怡勤) 【峥嵘岁月】   这是我童年亲目所睹、亲耳所闻的一次战斗,邵伯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次战斗在苏中地区有较高的地位。谨以对江高战役首战的回忆,作为建军80周年的献礼!——题记

◇ 江高战役首战——解放邵伯 ◆ 张允生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他们一面与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密谋,使我军控制范围内的日寇拒绝向我缴械投降;一面将伪军改编成为国民党正规军。同时,调遣其嫡系精锐部队进攻解放区,妄图继续进行反动的独裁统治。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洞察蒋介石的阴谋,果断采取措施,由朱德总司令向被我围困之敌发布命令,责令其向我军投降,如敢抗拒,坚决消灭。地处华东地区的江(江都)高(高邮)战役,就是我党我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的一次著名战役,而解放邵伯的战斗,则是此战役的首战。  1945年12月29日(农历冬月半),在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下,我七纵及苏中四团的指战员完成了解放邵伯的战斗准备;扬州和泰州方都安排了部队执行警戒,担任打援。  驻邵伯之敌有日寇左田中队160余人,伪军赵军山一个团500余人、张天时一个团400余人,伪警察200余人,共约1500人。当时镇外有伪军岗哨五处:水路道口有南摆渡,陆路道口有奶奶庙桥、北板厂、六闸子和南圈门,镇内驻有部分伪军及警察、商团。延安总部的命令发布后,他们感到末日的来临,大部分龟缩在万寿宫和河西导淮(导淮工程处的简称)据点。战斗前,张天时及赵军山一部分军队已闻风潜逃,但多数日伪军仍坚持反动立场,企图负隅顽抗。  入夜,明月当空,部队由北摆渡登陆。深夜11点钟左右,我军战士鸣枪数响,南北发出四个炮弹,分别击中宝公寺、奶奶庙桥、来鹤寺碉堡。战士们沿着既定的进军路线迅速从南圈门突入邵伯镇。当部队行进到中大街伪警察署附近时,遇到铁丝网阻挡,战士们用手榴弹炸破铁丝网继续前进。在我军的猛攻下,伪警察、商团走投无路,纷纷缴械投降,部分顽抗者当即被歼。与此同时,我地方区队(游击武装)约一个连由南摆渡从镇北进镇,封锁了日伪据点,截断了导淮对外交通,摆开了进攻河西导淮、围困万寿宫日伪据点的阵势。  导淮据点在河西船闸附近。这里四面环水,曾驻过日本海军,留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沿东河岸筑了二米多高、半圆形的土围子,筑有许多土堡;南首有50多米长的土坝与镇内铁牛湾相连,坝口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碉堡外布有铁丝网。据点内新接防的伪军约600多人,由姓米的团长率领。他们虽然自知实力不足,防守有困难,但仍然作困兽之斗,经向日寇求援,万寿宫日寇当即派了一个班前来支援。我军为了迎近进攻,将导淮对河铁牛湾一带居民、商店房屋的墙壁打通,运进火炮装备,并将炮口对准敌碉堡。20日上午,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先将驻镇内伪军官家属集中训话,后放入导淮据点劝降。同时,派“日本士兵反战联盟”成员李炳对日军据点喊话劝降。20日中午,在喊话劝降未见成效的情况下,我前线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顿时,大炮轰鸣、枪声大作,子弹在空中吱吱作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在这一战斗中,坝口碉堡火力点是我军进攻的主要障碍。战斗开始时,虽用迫击炮射击,但未能奏效。接着用五六辆“土坦克”,即将大桌子裹上潮湿的棉被,顶在前面抵挡敌人的子弹,掩护后面的战士向前冲锋。经过数次冲锋,仍未能攻破敌碉堡。见此,前线党支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党员们纷纷表示坚决炸掉敌碉堡,夺取战斗的胜利。党支部最后确定四名党员身束手榴弹匍匐过坝,进行强攻。当勇士们冒着弹雨将手榴弹投进射击孔炸毁碉堡时,我军阵地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战士们越过阵地,英勇杀敌,伪军难以阻挡,开始溃退。21日午后二时许,攻克导淮据点,生俘伪军500多人。  导淮据点为我攻克后,万寿宫的日寇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万寿宫(过去是江西会馆,后改为轮船站)扼扬清公路与运河的咽喉,地势险要,据点内驻日寇90余人。12月19日夜,我军在主要道口用门板、棉被为掩体,作围攻准备;同时展开政治攻势,由日军战俘喊话劝降,并数次派员谈判,令其立即投降,并承诺保证遣返他们回国。但这批日军很顽固,借口等待上级命令,拒不缴械。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我军于22日晨发起进攻。万寿宫东西为一广场,出口处南北两端筑了岗楼,下有壕沟通到正面地堡,我司令部就设在广场南边原爱群医院楼上,日军行动尽在眼底。在我猛烈炮火攻击下,两端岗楼被摧毁,日寇20余人被歼,余部从壕沟退缩到地堡。由于地堡的机枪口紧贴地面,我军机枪射不进,小炮弹也打不掉。于是战士们发起了冲锋,突前的机枪连36名战士,用四挺轻机枪开道,其余手执手榴弹、大刀向日寇阵地冲去。强攻抑制了日军火力,使日军遭到了重伤,而我方伤亡也很大,冲锋的36名战士结果只剩下四名战士生还。入夜,日军残部见坚守无望,遂整装准备突围。他们将带不走的辎重武器有的折断,有的烧毁,有的投到河里。人人脚上绑了布和棉花,两人一组,前面的日军手持枪支、大刀,后面的把轻机枪搁到前面日军肩头,推到南院墙,准备沿运河堤向南逃窜。对此,我军早有预料并作好充分准备,日军刚一突围,即遭到前面堵击和后面追击,当即被歼30余人。另有十数名日军沿运河经六闸子向仙女庙逃窜时,在槃家庄运河段又被我军阻击。此时,大多日军下河游水逃窜,一名不会游泳的日军在岸边剖腹自杀。还有一名日军窜到槃庄附近,被我军发现。当时该日军象木偶似的站立不动,马班长指令几名战士,向日军喊话,不料这个日军用大刀乱砍,杀倒我战士三四人。当即被我战士开枪击倒,后送医院医治无效死亡。另有一名日军逃跑后躲到刘五饭店柜子里,几天后跑出来要饭吃,被群众发现而被俘,后为我军政策感化,最后被遣送回国。还有一日军在过六闸后经陈行庄西李渡桥时,由于天未亮,路途不熟,过小桥时不慎落水淹死,两天后才被群众发现。泅水逃跑的日军到达仙女庙时,国民党军岗哨在黑夜中发现来了一支部队感到意外,双方发生枪击。待情况弄情后,进入仙女庙的日军只剩下了7名。日军半夜逃窜,标志着解放邵伯的战斗胜利结束。战后,我军打扫战场,获得了大批战利品。  在解放邵伯的整个战斗进程中,始终演绎着军民鱼水相依的动人场景,传唱着军爱民、民拥军的壮丽颂歌。为了配合这次战斗,江都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一批干部带领民工支援前线,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抬担架、运弹药,为解放邵伯作出了贡献。战斗结束后,人民武装及时归还从群众那里借来的东西,有损坏的照价赔偿。对此,人民群众交口称誉,70多岁的张老先生感叹地说:“新四军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真是王者之师!王者之师!”(联系地址:江都邵伯镇东河头3号,责任编辑:奚兆坚) 【峥嵘岁月】

◇ 英 魂 常 在 江 淮 分 水 岭 上 ——记朱瑞云烈士 ◆ 李卓君

  1920年,朱瑞云出生在仪征十二圩镇的一个商人家庭。  朱瑞云的父亲开了一家“牲盛和”煤炭行,生活小康。他对女儿十分疼爱。女孩朱瑞云能像同龄的男孩子一样,上小学、中学,参加社会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日寇侵略面前步步退让,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进攻上海,爱国军民奋起抗战。十二圩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支援淞沪抗敌的热潮,组成“十二圩各界支援淞沪抗敌后援会”,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1933年以后,上海交通、同济等大学的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不断到十二圩活动,散传单、贴标题,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绥远抗战爆发后,十二圩各界又成立了“支援绥远抗敌后援会”,开展街头文艺宣传和发动民众捐款支援前线。  朱瑞云就读的十二圩扬子中学(初级中学)是十二圩进步活动的中心。杰出的共产党人江上青就在扬子中学任教。江上青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善于做宣传教育工作。他关怀青年学生,又联络团结校外爱国青年。共青团员赵鸿章等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他周围。朱瑞云直接受江老师教学、指导的时间虽不算长,却对她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瑞云在师友们引导下,阅读《子夜》、《八月的乡村》等进步文艺书籍,学唱《国际歌》、《马赛曲》、《大路歌》、《伏尔加船夫曲》等革命歌曲,逐步萌生了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理想。  民族危难把少年朱瑞云推到救亡运动的风口浪尖。13岁的朱瑞云就与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声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活动。接着就是声援绥远百灵庙抗战,她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  她经常外出活动,有时回家很迟,她的父母亲就不放心了,于是吩咐她的一个堂姐与她同宿,暗中监视她的行动。朱瑞云发觉后,感到气恼,很想大吵一场。但她转念一想,何不乘机也把堂姐带动起来,转变堂姐的思想?朱瑞云对堂姐说:“他们旧头脑,你不能听他们的。女孩子应和男孩子一样,也要学知识,见世面。我参加读书会、讨论会,见识可大哩!不信可跟我去看看。”堂姐就跟她去看究竟,见参加读书会的都是男女学生,感到非常新鲜。堂姐很快被朱瑞云“同化”了。对朱瑞云外出,堂姐非但不去“告密”,反而还为她保守秘密。有时朱瑞云的父母查问,堂姐就帮她掩饰。  1936年,朱瑞云初中毕业,她冲破封建意识的束缚和家庭的阻力,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她和队员们到街头、广场演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水谣》、《大刀进行曲》,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秋瑾》、《亡国恨》等剧目,还随小分队到新城、朴席、土桥和仪征城里演出。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抗战爆发,朱瑞云和同伴们积极投入了声援活动。一次,我国一架飞机在与敌机作战中被击伤,迫降在新城旧港二闸附近的田野里,朱瑞云与青年们闻讯赶去,救护两位空军战士,把他们送到镇江弘仁医院治疗。那时,她热情很高,凡是为抗日的事都争着去做。她学习时事,钻研演唱技巧,努力提高宣传技能。十二圩组织战地服务队,准备开赴上海参加战地救护。朱瑞云立即报名,并在十二圩红十字医院医生指导下,学习救护知识。当他们到达镇江火车站时,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拦截,被强行送回十二圩。  日寇占领上海后,战事急转直下。十二圩的进步青年互相联系,相继结伴撤离十二圩,奔赴大后方。许多人到大别山、延安等地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一开始,朱瑞云要跟大伙儿一起出去,却遭到她父母亲和亲属的极力阻止。她只好耐着性子等待机会。  1937年12月,南京、扬州相继沦陷。仪征县城和十二圩也被日寇侵占。日寇在仪征城乡大肆烧、杀、奸、掠,给仪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仪征县城、十二圩等地的青年到江南秘密联络新四军。1939年11月,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派陶勇率苏皖支队进入扬州以西地区,在仪征北部及其毗邻地区打击日寇,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苏北特委派组织部长周爱民等随军开展群众工作,于当年12月建立中共仪征县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到来,大大激发了仪征人民的抗日热情。县城、十二圩等地的许多热血青年都到北部山区投奔共产党、新四军。朱瑞云终于说服了父母亲,让她结伴到几十里外的山区从事抗日工作。  朱瑞云与伙伴们经过长途跋涉,避开日寇伪军和流氓武装,终于到县境西北的月塘集附近找到了新四军苏皖支队,找到了党组织,朱瑞云被分配在支队部工作。  在革命队伍里,朱瑞云接触了许多部队的干部、战士,接触了党的负责同志。她多次见到苏皖支队的陶勇司令员。初到月塘的一段工作和生活中,朱瑞云接触较多的一位领导干部是中共仪征县委书记周爱民。周爱民是江西兴国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团县委书记。他原是苏北特委组织部长,随苏皖支队(兼支队的民运科长)到仪征组建中共仪征县委。朱瑞云从陶司令、周政委和战士们身上获得了力量,看到了希望。她以周政委为榜样,努力工作,艰苦奋斗。  处在少女时期的朱瑞云,生性热情浪漫。不久,她对周爱民由崇敬、钦佩发展到爱慕,把他当作自己理想的爱人,并找机会向周爱民暗示过。可周爱民考虑到,在仪征抗日根据地开辟初期,我方还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不宜考虑自己的婚恋问题。再说,他虽然对这位小朱姑娘印象良好,但毕竟不很了解她。周爱民希望朱瑞云在艰险的战争环境中经受考验,不断成熟起来。在与她交谈中,周爱民多讲当前的形势,讲抗日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和长期性,要她树立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朱瑞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要求到斗争第一线去锻炼,争取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根据工作的需要和朱瑞云的要求,1940年春,县委把朱瑞云派到苏皖支队驻陈集办事处工作,仍担任民运工作队员。  陈集地处江淮分水岭上,是扬州西乡十三集之首,原属江都县(解放后属仪征),位置十分重要。苏皖支队驻陈集办事处是对外的名称,实际上是中共陈集区委。办事处主任亦即区委书记王杠(原名林孔帆)是泰兴人,是中共苏北特委派来的干部。办事处有指导员蒋明德、文化教员袁亮等同志,区委组织委员尹剑云(解放后名伊克)是扬州籍姑娘。王杠、蒋明德等人忙于组织抗日武装,尹剑云、朱瑞云、周慕蓉等人主要做发展群众的工作。  朱瑞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她热情地投身到工作中去。陈集办事处是个很好的战斗集体。王杠以身作则,公而忘私,对朱瑞云的进步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陈集办事处收编了当地自发武装陈集乡游击队和万集乡游击队,组成陈集办事处游击队,原来的两个队长姚鉴、丁兆开改任办事处游击队的正副队长。他俩原是当地流氓,投机进入抗日队伍。王杠他们心里清楚,必须加紧工作,通过整训和斗争锻炼,逐渐提高队伍素质,淘汰不纯成分。但当时敌强我弱,斗争十分复杂。反动派乘苏皖支队在外地进行反顽作战,远离陈集的时机,暗中煽动策划姚鉴、丁兆开叛变,蒙蔽不明真相的游击队员跟他们跑。  1940年4月17日晚上,姚鉴等煽动部分游击队员在陈集以南的墩塘庄杀害了袁亮。18日早晨,又开到陈集镇上,枪杀了王杠、蒋明德。当时陈集办事处只有几个工作队员,持枪叛乱分子却有几十人。他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在镇上为非作歹。  当正在工作的王杠遭到突然袭击,被拖走时,叛乱头目挥舞枪杖,大喊大叫,气焰十分嚣张。就在这时,一旁的朱瑞云冲上前去,怒斥叛乱分子的卑劣行径,要他们立即停止作恶。叛军把她捆绑起来,带到一家商店。一个头目上下打量朱瑞云,说:“你识相一点,乖乖跟我走,吃油的,穿绸的;要不然,我的手指一动,这子弹可不认人!”朱瑞云毫不畏惧,挺胸怒目,厉声斥责叛军的无耻行径。叛军用枪口顶着她,逼她转移。她坚决反抗,高呼:“革命不怕死!”“共产党万岁!”朱瑞云不幸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20岁。  陈集办事处(区委)的尹剑云、周慕蓉靠老百姓掩护,逃出了叛军的魔掌。周慕蓉连夜回部队报信。陶勇、周爱民带队迅速赶来消灭了叛军,严惩了首恶分子。  周慕蓉找到周爱民,把他带到镇上一家服装店,取出两件新衬衣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朱瑞云生前特地为他做的,并准备亲手给他试装、穿上……   朱瑞云的父亲赶到陈集,抚着爱女的灵柩痛哭。他找到周爱民,把女儿的心意转达给他。老人家深情地对周爱民说:“我的女儿过早地走了,我仍把你当作女婿!”   王杠、朱瑞云等人民的好儿女为江淮大地上绽开自由、幸福和爱的鲜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本文由周爱民、沈捷等同志提供资料。联系地址:中共仪征市委党史办 ;责任编辑: 陈立) 【峥嵘岁月】

◇ 扬州西郊抗日别动队始末 ◆ 赵瑞智

  1937年“8·13”中日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将侵略的魔爪伸向苏北。12月13日凌晨,数艘敌舰载着大批日军在扬州江边十五圩沿岸登陆。布防在码头附近的国民党驻军,五十七军辖下的第111师的两个营,给予登陆的敌寇以迎头痛击。双方在施桥展开激烈的战斗。之后,驻军奉命向北转移。14日,日军松井师团天谷部侵占扬州。继而,日军兵分四处,残暴屠城,烧杀奸淫掳掠,全城十室九空,惨状空前。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深重灾难,扬州人民怒不可遏,许多爱国青年、爱国志士纷纷寻求杀敌报国之路,自发形成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武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城乡。比较著名的除北乡以陈文为首的抗日武装“抗日义勇团”,以陈素、江上青为骨干的进步青年组织的“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等以外,在扬州西部还出现了一支抗日武装组织,它就是抗日别动队。  抗日别动队是在以高梯为首的爱国志士、爱国青年的发起带动下组织起来的地方抗日武装,最初名称叫“便衣游击队”,其发源地在杨家庙周边的谈庄、大俞巷等地,起初只有10多人,很快发展到30多人。不久,又相继涌现出徐家桥、方家桥(洪恩寺)、胡家场、甘泉山等自发组织的乡级地方武装。这批地方武装,起初名称各异,有的叫“别动队”,也有的叫“便衣游击队”,民众广称“便衣队”。每乡都有40-50人枪,多的乡达60余人枪。经5个乡的发起人共同推举,推选高梯为大队长,名称统一为“别动大队”。后通过征收社会枪支和青年积极报名参加抗日,扬州西郊形成了一支300余人的抗日队伍。抗日别动队的建制,大队设有连和政训处,分队队部设有班,并配有宣传教官、书记官(文书)、司务、司号、通讯兵等人员。别动队以扬州城郊不致再遭敌人骚扰践踏为己任,根据西郊的地理位置,以扬(州)仪(征)、扬(州)刘(集)、扬(州)天(长)3条公路划分3个防区,形成了地域大约230余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区。(一)  高梯从担任西郊别动队大队长之后,就时刻思考如何提高别动队战斗力,切实担负起抗日保土的重任。经过琢磨,他想起抗敌有方、颇具实力的抗日义勇团,如能与其接上关系,求得支助,那就再好不过了。于是,他多方寻机拜访抗日义勇团陈文团长。1938年2月中旬的一天,正值农家“灯节”(正月十三日),高大队长微服带几名便衣战士扮成“香客”模样到观音山一带密察扬州日特动向。他们几个来到平山堂脚下,正好遇上在抗日义勇团团部当战士的熟人“高腿”周正高。此时周正高正在平山堂脚下担任便衣岗哨。高梯向周正高打听,得知抗日义勇团团长陈文就在平山堂庵里同别人叙事,于是便请“高腿”帮忙,请他向陈团长转告自己求见的来意。经过周正高的传介,高梯终于在平山堂庵里拜会上陈文团长。  见面后,高梯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接着就把西郊抗日别动队的兵员、武器装备、部队建制及对敌斗争的计划等情况一一向陈团长作了禀表。高梯最后向陈团长请求,希望同意西郊别动队作为其隶属并更换番号。陈团长听后,带有笑意地对高大队长说:“早有耳闻,西郊别动队抗敌勇敢,干的很有起色,只要长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打败这个地区的日本侵略者,日本鬼子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至于隶属一事,陈团长向高大队长表态极为干脆:“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我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你们就是我们的同步友军吗!我们决不另眼看待。从今天起,你们就算是我们部队的一个分支系好了。”关于番号问题,陈团长极为中肯地提示:“你们原来叫的别动队名称,我觉得很有意义,在民众中已有很大的影响,敌人在你们面前受过挫,并不知道你们的实底,如果突然改换番号,容易被敌特猜测到你们的实力。我想待时机允许,说改就改,立即宣布不就行了吗!我们都是中国军人,说话算数就是了。”此后,陈文义勇团曾派一营营长朱克义等人先后来西郊别动队的驻地杨家庙、洪恩寺等地上过二至三次军事常识课和游击战术模式课。西郊别动队也常派通讯兵杨鹤高等到抗日义勇团取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尽日本强盗!”等彩色宣传标语到杨家庙、胡家场、悦来集、七里甸等集镇和大的村头张贴。有的标语张贴到扬州南门城门口安墩巷(今荷花池公园一带)、通扬桥和扬州西门城门口墙上,营造西郊人民的抗日气氛。通讯兵还把抗日义勇团办的《少年先锋报》带回,在别动队官兵中传阅、学习抗日义勇团的歼敌经验和战斗本领。(二)  扬州沦陷后,驻扎扬州的日军把侵略目标转向扬州边缘的农村,他们不是用大批部队出城“扫荡”,就是以小股部队下乡骚扰,成为西郊抗日别动队主要打击目标。大队长高梯根据敌军的动向,先后召开别动分队队长、班长以上干部会议,反复明确战备要领,伺机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强调说:“根据目前情况看来,鬼子兵攻占城市后又转向农村,他们在变换侵略手法,我们亦要更换战术。眼下着重加强两个方向战略要领。一是要加强侦察工作。因为侦察问题是关系到主动出击和自我生存的大事,大队部、分队部都要有侦察人员,得到情报,随时汇报,以便及时作出部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是要讲究战术。对强敌要做到“避其锋”,暂时避他一下,寻机给以打击;对中、小股敌人进犯时“诱其进”,引他进“口袋”,待进来大半,趁其不备,我们就“击其腰”;在敌人慌乱时,我们伏击的部队就“击其尾”,在敌人屁股后面追打;当敌人发呆慌乱转头时,我们即“击其首”,打他的头;当敌人想溜时,我们追击不让逃跑;当敌人不多时,我们主动进攻包围歼灭;当敌人缩躲据点,我们要捣窠穴不给他安稳。用这些方法同日本军斗,我们就不会吃亏。此外,还有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问题,切不可各保自己,这样就能更为有利地打击敌人。”   1938年1月15日(丁丑十二月十四日),驻屯扬州大汪边(今扬州中学)的日酋小川带步骑兵约百众,从扬州新南门出城,马队在前,步兵随后,大摇大摆,沿公路西进。其实,在敌兵日伪集合前数小时,西郊抗日别动队即获悉敌军西侵的情报,并命部队急行军超前赶至敌人必经之路蒋王庙的黄泥沟桥埋伏待命。果然,敌人出城后,放心大胆往前直闯。当日伪军开至蒋王庙西侧的黄泥沟桥时,抗日别动队高大队长一声令下:“打!”事先埋伏在村庄中的别动队战士机枪、步枪全部“开花”。敌军被打得哇哇直叫,有的被击滚马下,有的被击落桥下,有的被当场击毙,惊惶的敌军调转马头赶紧向回退缩。当残敌回退至秦家桥(今蒋王庙东侧)时,再一次遭埋伏在民舍两侧担任阻援任务的别动队痛击。此时敌兵草木皆兵,以为陷入“口袋”,不敢恋战,慌忙抢毙尸上马背,向扬州逃窜。两地阻击战中,共击毙日兵6人,伤3人,击伤日军1匹马。敌兵逃跑时,抛下食品罐头数十听和1只弹药箱。为防敌兵再次出动,洪恩寺别动分队组织工匠连夜拆毁和破坏了扬州南门外通扬桥、蒋王庙桥、黄泥沟桥、八字桥、樟木桥、新集桥等桥梁。  大官桥夹击战。1938年农历二月下旬的一天,扬州西郊抗日别动队接获情报,驻扬敌兵川井联队司令长官川井大佐派兵从扬州北门出城进行西侵“扫荡”。别动队根据情报,令分防于几地的别动分队紧急集合,并集中所有武器弹药,急行军赶至大官桥(今甘泉镇姚弯村境)埋伏于附近的树林等处。大约30分钟后,轰隆轰隆的军车马达声由远至近而来。很快,3辆满载全副武装敌军的军车由南往北驶入伏击圈。当第一辆敌军车驶过大官桥,跟着的第2辆敌军车开至桥中央时,杨庙乡别动分队队长俞锡侯立即下达开火命令,司号员孔庆圣吹起了冲锋号。随着号声,罗圹中、树林中、村庄中、岗丘旁,处处枪声四起,特别是埋伏在巷子口村庄中的甘泉乡别动队,早把最前的1辆敌军车车胎击破,车子呆在路上不能动弹,后跟车被挡不能前进。跟在后面的第3辆敌车,见势不妙,欲调转车头回转,又遭埋伏于罗圹中阻截敌援军的胡家场乡别动分队一顿猛击。敌人被击得晕头转向,有的被击落桥下,有的跳车逃命,有的跳车后躲在田坎藏身,有的偷偷潜于车下勉强挣扎还击。战到最后,敌军只好狼狈地发动未被击伤的军车拖住被击伤的那辆病车,连同被击毙击伤的敌人匆匆向扬州逃窜。此战约持续40分钟,击毙、击伤敌军20余人。此后,敌兵再不敢轻举妄动从扬天公路出击了。  夹击战中,执行战斗任务的杨家庙别动队队长俞锡候喉部“挂彩”。抗日义勇团团长陈文闻讯,特地赶至杨家庙向俞队长表示慰问。  驻扬日军经抗日别动队在南防区扬仪公路黄泥沟段、北防区扬天公路大官桥境痛击之后,不甘失败,又把侵略目标转向抗日别动队中防区。他们经常派出小股兵力到经家圩、赵家洼、七里甸等地骚扰侵犯。中防区为扬(州)刘(集)公路沿线地带,森林密集,岗丘遍野,是打伏击战的理想场所。1938年2月12日,敌兵约20人偷偷闯到糙石街(今西湖镇原蚕桑场附近),冲进民舍翻箱倒柜,掠夺物件,捉猪捉鸡。别动队岗哨发现了鬼子的行径,迅速把击敌讯号传至别动队防区。别动队防区很快集中兵力,分布埋伏于敌人返回的必经之地。时间不长,只见敌人背着抢来的衣食物件满怀高兴地回归。当他们走至无遮无挡的平地,埋伏在暗处的徐家桥乡别动队战士以密集的排子枪对敌猛射。敌兵突遭密集子弹的扫射,吓得失魂落魄,抛下抢来的东西慌忙逃命。这场机警巧妙的小歼敌战,击毙敌军1人、击伤1人。日兵逃离后,老百姓纷纷回到庄上各自认领自家被抢走的东西,一边高兴地称赞:“今天若不是抗日别动队对敌兵狠打,我们被敌抢走的东西,那就不得回头了。”   当年3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抗日别动队中防区接获以贩卖猪小肠为掩护的情报员杨宝江送来的情报,驻扬日酋藤田师团集合骑兵、步兵约百众之多,向杨家庙进犯。别动队紧急集合后迅速急行军,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埋伏,待敌军进入“口袋”狠狠重歼。大约9点钟光景,耀武扬威的敌军长队出现在杨家庙附近的山路上,马背上架着机关枪不时“嗵嗵嗵”、“哒哒哒”地响着,这是敌人以机关枪开道,妄图吓唬老百姓。不到20分钟,敌人就进入葫芦山谷间深道,好似进入瓮中。这时,分防在葫芦山顶两侧树林里待命的别动队,听得赵海珊队长下达开火命令,机枪、步枪全部“张嘴”,手榴弹不停炸响。这居高临下的狂射猛炸,使敌人在深道内进退不得,乱成一团。此时敌人马背上的机枪陷在深谷起不了作用,只得被动挨打,后勉强拼命挣扎,往高处攀登争夺有利地形,又遭早埋伏于骚驴场(地名)坟茔旁的洪恩寺别动队迎头猛击。当退至龙王庙附近,又遭埋伏于窑庄(今西湖镇蜀岗村境)山头树林里阻敌援军的杨家庙别动队一顿尾追射击,敌人被击得跌跌撞撞,狼狈回逃。这一仗被称为葫芦山阻击战,毙敌6人,伤3人,伤战马1匹。徐家桥乡别动分队1名战士腿部负伤。(三)  汉奸日特是敌人的耳目。他们认贼作父,当走狗为敌人卖命,替敌人带路扫荡家乡,为敌人搜集抗日情报,以此向敌人报功请赏。石桥(今双桥乡石桥社区)的丁氏兄弟和周兆山就是这等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他们秘密投靠驻扬日特侦缉队,常常带日兵下乡“扫荡”,黄家碾坊、黄罐窑、七里甸等地均曾遭到他们的骚扰。由于作恶多端、做贼心虚,他们平时不敢在家息宿,躲宿扬州城里以保自己性命。根据情报,别动队获悉他们有一天晚上要回家到一蔡姓人家吃寿酒,于是作出部署。夜晚,在丁氏兄弟和周兆山酒后回家的路上,丁福宜等8名战士一拥而上,枪口对住他们胸口,3个汉奸乖乖被擒。审讯中,他们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还供出在扬州城卖白兰花的郭四元是他们的同羽。此后,西郊别动队派专人进扬州城,访实卖白兰花的郭四元就住在扬州西门城外二道桥旁牛大汪(路名)附近两间矮房子里。情况摸实后,一天深夜,徐家桥别动分队派杨庆如(班长)等3名战士悄悄把郭四元捉住押往别动队驻地。经过审讯,郭四元承认来过周大房、胡家场、朱家仓房、仓颉山、洪恩寺等别动队驻过的地方,以卖花为名,侦探抗日别动队的人数和武器装备等情况,向扬州日特侦缉队报告并领过500元日币赏金。1938年4月初的一天深夜,别动队将其连同丁氏兄弟、周兆山一并秘密押至刘家集南的界牌庵附近处决。  当时,瓜洲的伪势力比较猖獗,伪组织主要成员依仗敌势经常残害老百姓。为铲除这些毒瘤,别动队请求抗日义勇团有侦察战斗经验的卢海涛给以帮助。经过策划,在各分队抽选10名心细胆大的队员集训,准备前往除奸。1938年7月18日早晨,由洪恩寺别动队班长俞茂福带队,他们分成3个组,个个腰插短枪,化装成挑窝摺的、卖鸡子的、卖草鞋的、卖鸡蛋的农民模样,从驻地洪恩寺庵里出发,分别经蒋王庙、徐家集、冻青铺到瓜洲卞生泰粮行门对过巷子内集合。然后分别前往伪维持会、伪警察所、伪自卫队驻所所在的街上,以谈生意为名,探实动静后潜入抓汉奸。这次行动一下端掉了3个伪组织,擒获汉奸6人。(四)  驻扬日寇数次西侵骚扰,均遭到西郊抗日别动队痛击,因此,日伪军对别动队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6月30日(农历六月初三)晚下着细雨。驻扬日酋杉之纠集四五百日伪军,以头戴笠帽身穿蓑衣扮成农民模样的汉奸带路,兵分三路向西郊中防区别动队方向进犯。一路由司徒庙经黄家竹棵,由北往南向杨家庙包围;一路由七里甸经周大房由南向北向杨家庙围抄;一路沿扬刘公路经葫芦山向西郊杨家庙猛进。随后,杨家庙一带数十个村庄遭到日伪军包围。驻扎在燕子庄的徐家桥乡抗日别动队思想麻痹,放松了警惕,加之缺乏雨具,原坚守葫芦山和十三里庙的岗哨未上岗,这更给了敌人以可趁这机。面对敌人重重包围,徐家桥乡抗日别动分队并没有畏惧退缩,而是迎着敌人的炮火进行有力的还击,与敌人面对面肉搏。决战中,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加之黎明时分摸不清敌人的底细,因而受到极大损失。加之当时缺乏有效的通讯手段,未能得到及时援助。相距十余里的甘泉山、胡家场、洪恩寺别动队虽然隐约听到了枪声,并随枪声赶来助战,但为时已晚。这样,徐家桥乡别动分队除分驻外庄的2个班队伍战中撤离外,余均遭打击,损失惨重。  徐家桥乡别动分队失利后,西郊抗日别动大队通过总结,吸取思想麻痹的教训,对各分队进行全面整顿。徐家桥、杨家庙两分队于1938年7月并入胡家场乡别动分队,为连的建制;洪恩寺别动分队于1938年9月并入驻刘家集的抗日义勇团李明特务连;甘泉山别动分队兵员已扩充到百人,于1938年9月并入驻陈家集的抗日义勇团第一大队卢海涛部。至此,以扬州西郊抗日别动大队名义进行的抗日活动终告段落。(联系地址:杨庙修志办,责任编辑:奚兆坚)


【文献史料】

◇ 瓜洲淮盐总栈兴衰始末 ◆ 李保华

盐运是国家税收极为重要的来源,明清时,盐税几乎占了国家税收的一半。故从汉代开始,盐运及其销售就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国家专卖。其后虽然在收购、运输、销售形式上有所变化,但这一切都在国家控制之中。黄海盐产丰富,所产淮南盐颗粒洁白,口味鲜美。自汉代吴王刘濞捍盐通商,扬州就是淮南盐的转运基地。隋炀帝沟通南北大运河,瓜洲渐从江中突出,且渐与长江北岸的扬州连在一起。自唐齐浣开伊娄河,瓜洲成了大运河的出江口、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是漕运中转北上的门户和盐运的出江要道,因而在漕运和盐运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江淮转运使裴耀卿“置输场,盐仓,以受淮盐”,在扬州设转运院专门运销淮南通、泰诸场的盐。肃宗乾元三年(760),刘晏任盐铁使后,对盐法进行改革,将官运官销部分改为商运商销,使扬州成为盐商汇集、盐监众多、盐船密集的运销中心。唐代的扬子县紧靠长江,县城南江岸有扬子津。此时,江中的瓜洲沙洲尚在形成之中,沙洲与扬子县之间为夹江。刘晏曾在扬子县一带设扬子巡院领盐官以及盐铁留后,捕缉私盐船。唐代初期和中期,镇扬河段北岸线与瓜洲汊道的长江港湾扬子津一带有着优越的靠泊条件,是盐船的聚集之地。开辟伊娄河之后,瓜洲成为江南漕运的对直运口,盐船一度还在此靠泊、掣验、开江。此后真州港的白沙驿因江岸稳定、且地近上江,同时考虑到港口有分工的必要,在宋代一跃成为盐运的主要集散地。  但长江的水流时有变化,岸线常见波动,淤积和坍塌经常会交替进行,位居长江北岸的仪瓜一线江岸尤其如此。漕运和盐运涉及历代王朝的生存,因此在如何调整漕运和盐运之间的关系和港口的合理分工方面,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虽然仪真长期为盐运中心,但盐船出江之处亦时有淤废,故有时也得重新寻觅集散地。据《嘉庆瓜洲志》记载,明初因仪真运盐出江口淤淀,盐船通行困难,京师南京及上江食盐运行受阻,乃于瓜洲出江,并在瓜洲运河的南水关下专门筑一坝,称为盐坝,南水关改称盐坝门,专门用来掣验盐引和开放盐船。后仪真南坝至黄泥滩一带疏浚完毕,从瓜洲出江的盐船重又回到仪真出江,故而瓜洲运河所筑十坝之外还有一座盐坝留存。由此可知,瓜洲作为盐运的后备基地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  设淮盐总栈于瓜洲是近代盐政和盐运史上的一件大事。清初直到嘉道年间,淮南盐都在仪征天池掣验开江。但后来黄泥滩日见淤涨,仪征运河淤浅,大型盐船难以通过,造成江口驳运费用过巨,加上江口老虎颈码头私盐猖獗,清政府弹压无方,只好于咸丰三年(1853)将淮南盐的江口行掣改在泰兴县的口岸镇。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太平军已兵至南京并在此建都,南京距仪真甚近,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盐运,还是迁走为妙。十余年之后,太平军被平定,长江各口岸需盐量日增。此时,淮南盐因海气东迁,部分盐场萎缩,时以淮北盐补济,再由运河绕行口岸盐栈甚感不便。但清政府对盐税的渴求却有增无减,因此又于同治四年(1865)四月于瓜洲设淮盐总栈,专门行销两淮盐引。  总栈迁移瓜洲,是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曾国藩选定认可的。开栈之前,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由南京乘舟东下,二十九日由镇江至扬州,途中亲赴瓜洲查勘地形和栈场位置。在当晚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渡江至北岸八濠口。现拟于此处开一新河,俾盐船由瓜洲之口子转入新河,庶小船免行江路,而大船湾泊镇江对岸,亦无风涛之险也。与雨亭(即李宗羲,时任两淮盐运使)等步行查勘。中午后坐轿由八濠口至瓜洲大口,沿途细看。旋开船,将赴扬州。”他觉得瓜洲具备开栈条件,不足的是入江口河道狭窄,冬令会有浅阻之虞。因此特筹款将运盐河道全部挑浚深通。此后又开挖新河,将出江口设在距瓜洲城以东三里、七濠口以西二里许的六濠口。新河从陈家湾起,经北水关绕至东门桥以东至出江口,全长六千五百三十七丈,“江路纡曲,下有平皋(水边地),外江大船可以抛锚驻泊”。又在运盐河之尾挖一池塘,名“新河塘”,广约数十亩,使从两淮盐场出来的盐船皆可泊入塘内。塘与大江中间筑一大坝,取名“新河坝”。坝上建盐仓数座,以便堆储来不及运出的盐。盐引抽掣过坝后,即上江船。同治六年三月二日,曾国藩再次到瓜洲,视察他一直关心的瓜栈。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中饭后坐船至新河,看瓜栈及河堤、东坞、西坞。余三年二月至此议挖新河(按:此处曾记忆有误,应为四年三月),设立瓜栈为过掣之地,其时当是荒江寂寞之滨,今则廛市楼阁,千樯林立矣。舟去舆归,傍夕回船,往返约十八九里。”可见当时他对自己的决策是相当满意的。  淮盐总栈于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开业。曾国藩特挑选一名道台级的廉慎官员负责,督同六名(泰属场商三名、通属场商三名)值月栈商驻栈经理盐运业务,轮值办事。此时已在陶澍改行盐票之后,扬州盐商的财力已大不如前,大盐商鲜见,但一些新的中小盐商“纳一引之课,运一引之盐,额地全无一定,来去任其自便”,因此总栈开业时,生意颇为兴隆。总栈每月用轮售的方法销卖盐引,以22500引为一轮,其中泰(州)属盐场盐引15000引,通(州)属盐场盐引7500引;每引600斤,加损耗60斤,再加上外面包裹捆扎的包索28斤,合计688斤;每引分为8包,每包计86斤。超过此数即作私盐论处。由原通泰盐场推荐入盐栈轮值的委员将自己所属盐场之船领入新河口后,即挂牌明示所属盐场、引数及盐色,听任运商与场商自相交易,凭色拣盐,按场指买。盐价一般分上、中、下三等,每天悬牌晓示。上等盐称尖盐,二等称和盐,碱片为下等盐。如果盐贩不满意,可以等候下轮盐引,听其自愿。运商买定盐斤后,即赴扬州淮南总局按所买盐引数缴银。局员于盐价内划除盐税及内河盐釐杂款,又收取总栈每引手续费107文,同场商及收税人三面交付或领回,以免暗中发生增跌及拖欠、克扣等情弊。银两交清之后,即给护照,由瓜洲栈凭照按筹码编号过盐、发盐。如有于牌价之外暗自增价或跌价的,一旦查实,从严惩究。  瓜洲一向私盐猖獗。此次移栈瓜洲,盐船与外江大船仅一坝之隔,相距咫尺,极易贩私,故特将南掣同知及南批验大使移驻新河口,于过坝时逐船抽掣,如有重斤(指引包超过规定重量),照例惩办。同时责成招商局派出查舱委员,亲驻新河口,逐船严搜,防止夹带。另外还就水手工资,扛夫、挑夫力资等作出明文规定。  由于当年皖、鄂、湘、赣、楚食盐畅销,盐栈每日过盐超过2000引。此后在运行过程中,盐栈也曾碰到人员品质不佳、滞销、积压、金融周转不畅等难题。例如同治五年六月期间,原泰属场商何源盛推荐的值月场商何某品质不好,系因案斥革人员;而通属场商庆有余推荐的张某,原有盐场早已卖光,无一引盐地,属假场商无疑。因此,将二人禀退,重新挑选殷实稳妥商人接补。再如总栈买卖引盐,挨轮过掣,本来是场商和运商二者之间互相交涉的事情,遇有争议或签订协议文件亦应双方到场齐集会议方能解决,方显公平;但开栈之初,于栈轮值办事的仅有场商而无运商,因此遇事运商每多推诿,且江船云集、水手众多,每逢过盐之时众人喧哗,场商难以劝阻。盐政李鸿章采纳了合理的建议,于场商之外,加派运商三人会同轮值,以期呼应。以后每月泰属、通属场商各一人,再加运商一人轮值站务,一月一换,每季轮流。因为上等盐易卖、劣质盐难销,一些运商往往因为当日栈中没有自己看中的盐,便观望不前,致使一些盐滞销堆积。因而不得不重申:每轮以22500引为度,须俟上轮盐售完,再开下轮,如察觉有越轮抢跌情弊者,从严惩究。再如,由于船多销滞,亦即运输量超过盐引销售量,大批运盐船只闲置,因此常有船户互相抢运盐包之事,运商乘机杀价,使得船户叫苦不迭。瓜栈开业时,本来规定每包运价湘岸地域四钱二三分至三钱六七分不等,鄂岸地域四钱至三钱一二分不等,西岸(赣)地域三钱有零至二钱四五分不等,皖岸地域二钱一二分至一钱七八分不等;但到了同治十年六月,因运商克扣,运价减为湘岸二钱七八分,鄂岸二钱三四分,西岸二钱一二分,皖岸八九分,大运商给银稍多,但亦有限,使得船户蒙受重大损失。为示体恤,官方经查实研究,每岸酌加二分,定为湘岸三钱四分,鄂岸三钱,西岸二钱九分,皖岸一钱六分,并出示晓谕,此后“如有奸商克扣,及不肖船户抢揽暗跌,悉照所议惩办”,才将这运输费用风波止息。此外,总栈还遇到诸如天时不顺、气候失常,以及管理中的一些矛盾和困难,但经加强管理,及时采取变通、完善等措施,数年中运转还算正常,盐引年销量在二十七万引至三十万引之间,最高年份可达三十五六万引,其中包括部分淮北盐。如按清光绪十年的《光绪江都县续志卷十五·盐法考》所云,同治年间每年所收盐引税款及正课杂款为每引征银二两二分八厘左右,那么,以二十七万引计算,瓜栈每年所收税金折合平银为陆佰壹拾伍万陆千两;如以三十万引计算,则为陆佰捌拾肆万两。盐税收益之巨,谓之“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一点也不过分。  但至同治九年,即开栈五年后,诸多大故接踵而来。首先是存盐积压过多,最多时“存盐将近七万引,崇墉栉比,为向来所未有”。接着是这一年五月,七天之内两次失火,大火熊熊,“皆在盐堆左右,情形已属可虑”,加之江潮盛涨,“盐堆之低下者,去水不过二尺余,其势已甚岌岌”。为防止江水继续上涨,不得不把部分盐堆暂时运堆江船之上,一俟江潮退落,又将江船上的盐堆搬回,如此往返搬抬,抛撒严重;加之存堆日久,夏季迭遭风雨,时有卤耗和包索霉烂之事。因此过掣每觉不足,虽加耗也难以弥补。同治八年时值溽暑,系卤耗最重之时,据各场商禀报存仓存堆卤耗以及逐票掣缺之盐,合计竟然高达1300余引,只好请场商自行赔补,总局核销盐税了事。但最令总栈人员心焦的是,是年十一月,盐运使方浚颐等禀报,在盐栈以西地段,江岸“节次坍塌,浦地极为危险”。经勘查,发现大江南岸生滩,金山已成陆地;北岸势窄,瓜洲城已有一半突入江心。自瓜口镇署东首起至瓜栈以西,新坍处计长九百五十七丈,处处陡立,节节涡塘。自江滩向南十丈以内,水深一丈至六七丈不等。而总栈以西所坍深塘周长五十二丈,系属回溜漩涡,总栈处境岌岌可危,迁栈已势在必行。当时有三种打算:一种是重新迁回泰兴口岸,但遭到淮北场商和上江运商的反对,认为行程加大会增加运费;一种是坚持故地,但需筑坝数道,费用巨大,且难保不再坍塌;一种是再回仪征,重觅江岸作为栈地。后者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且最终得到同治皇帝首肯,遂选定仪征十二圩作为淮盐总栈新址。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仪征十二圩新淮盐总栈挂牌开业,瓜洲淮盐总栈营销八年后宣告歇业。十二圩开栈后,其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等一如瓜洲淮盐总栈。盐运使方浚颐在瓜栈移仪之后,曾经复登六濠口,作有《六濠口有感》诗:“前楹面三山,登楼恣眺览。迩来阒无人,谁不虞岤窞(意谓地洞、陷阱)。经营曾几时,已有兴衰感。群情图苟安,附和我曷敢?欹枕心怦怦,蛟鼍梦中撼。”   《瓜洲续志》的纂辑者于树滋在“凡例”中说:“前代掣盐,渚上冠盖络绎,繁盛殷阜甲于扬郡。自移掣真州,街市寥落,有盛衰之感。是盐法实有关系。”淮盐总栈移设瓜洲,是时朝中大员如曾国藩、马新贻、李鸿章等都曾莅临,爪洲极一时之盛。然而“地不效灵,江潮肆虐,濠地逐坍,无可补救”,瓜洲又逐渐衰落,最终没入江流。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比选择和保护好投资环境更重要的了,瓜洲淮盐总栈的旋生旋灭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联系地址:扬州市便益门马太巷30-7号203室,责任编辑:戴淑敏) 【文献史料】

◇ 宝应县五十年代的灭雀行动 ◆ 王兆刚 邹晓华

  麻雀是一种可爱的鸟儿,前不久已被收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然而,有一段时间,麻雀曾被列为“五害”之一,遭到无情的杀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灭“五害”行动。为响应号召,当时的宝应县委发动几十万人,部署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灭雀大战。  那是1959年的春天,宝应县委经过研究,决定于2月10日~11日开展一次全民性的灭雀总体战,要求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发动,全力以赴,风雨无阻地投入战斗。  和当时的所有政治运动一样,县领导班子高度重视。2月5日下午,县委召集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县灭雀总指挥部,由书记处书记徐某担任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内设宣教、统计、物资供应、通讯联络、技术指导、治安保卫等6个组,各组配组长1人,组员计30人。各公社均由党委书记挂帅,建立指挥部,大队以下建立分指挥部或指挥小组,并组建了轰赶、射击、网粘、远征等7个专业队伍。  为彻底消灭麻雀,达到“灭族亡种”的目标,从5日起,宝应县通过会议、报纸、广播、黑板报等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麻雀的害处和灭雀方法,使全体人民皆知灭雀的重要性和灭雀总体战的目标。同时,积极做好战前的组织准备工作。灭雀指挥部从商业部门调购大批的火药、弹子、药物和各种战斗工具。9日下午,指挥部召开广播会,沿河、山阳、虹桥、氾水等四个公社党委书记介绍备战情况,并向兄弟社提出开展友谊竞赛。沿河公社在广播大会上提出“布下天罗地网,叫麻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战斗口号。 经过数日的准备,10日6时30分,大规模的灭雀总体战全面打响了。全县不分城市乡村、田野湖滩、屋上地面,到处锣鼓喧天,旗幡招展。当日有179个指挥小组投入战斗人员343672人;出动各种专业队伍5209个,其中轰赶队1835个、追捕队445个、射击队149个、毒饵队27个、网粘队422个、急救队136个、联络队423个、远征湖滩队1329个、突击队65个;并组织大枪453支、网400只、草扎人1643个。经过一天的激战,共歼灭麻雀20871只。沿河公社于9日深夜就做好准备,10日4点半广播喇叭一响就开始行动,一面击鼓鸣锣,一面追赶捕捉,当天消灭麻雀4420只。有个大队一上午捉了1200只麻雀,羽毛厂工人乔某等4人一个早上就捕捉麻雀50只。三河、山阳、氾水等公社共出勤78874人次,干部带头,分片负责,村前村后、屋顶树上、田野湖滩,到处有人向麻雀进行轰赶追击。受惊的麻雀极度疲劳,纷纷从空中栽跌下来。山阳公社顺河大队社员陈某就在田里拾到12只跌晕的麻雀。三河公社采取 “大队包到片,片包到圩口,社员包到田头”的三包办法展开灭雀战斗。柳堡公社在第一个回合中即歼雀730只,氾水苏律大队张某在两小时内灭雀52只。  11日,投入战斗的人数增至382390人,出动的专业队伍亦有增加,战果也更为显著,共计灭雀53800只。麻雀被轰赶、追击、围剿了一天后,已不敢归窝,纷纷向树林、柴滩、荒地乱窜,不少地方一时已找不到“飞贼”。各公社分指挥部掌握这一情况后,采取新的战术,组织侦察队、远征队到处搜查。宝应湖124个远征队到湖滩进行围剿,消灭麻雀4600只。各公社还在晚上组织了夜战。王营公社联合大队马某一晚捉到70只麻雀。  各地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战略战术。沿河公社扎了1000多个草人,吓得麻雀不敢停靠。山阳公社先组织人轰赶麻雀,使之疲劳,后集中火力围剿、伏击。卞塘大队就用这个办法一下子消灭1800多只麻雀。宝应湖夹沟大队金平耕作区组织一个网战队,一网捕到60只。刘堡大队的闵某守在芦柴塘、树林里,专打被人轰赶飞到这里的麻雀,10号上午半天就打了80只。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灭雀总体战中,共消灭麻雀74671只。当时的县领导理直气壮地向全省宣布,宝应县率先达到“无雀县”。  在大跃进的狂嚣中,宝应县进入1959年的冬天,对于宝应人民,那是一个无法忘记的冬天,宝应出现了“饿殍遍于野,百里无雀鸣”的人间惨象。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宝应成为重灾区,大量人口死亡和外流,号称八十五万人口的宝应县到1962年只剩下五十八万人(时称宝应事件)。 (联系地址:宝应县地方志办公室;责任编辑:戴淑敏) 【文献史料】

◇ 乡村教育家黄质夫的传奇人生 ◆ 王炳毅

  如今,提到近百年来我国的平民教育家,人们往往先想到创办晓庄师范的陶行知和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其实,还有一个人是不应被遗忘的,他就是曾创办并主持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多年,卓具贡献的黄质夫。他已辞世44年了,他与夫人徐宜耘的合葬墓就在栖霞山下丛林间。霜风每起时,栖霞山的枫叶便又红了,灿如云霞,千年名山亦因山下出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增添了人文情怀…… (一)  黄质夫,名同义,号质夫,1896年(清光绪22年)出生在江苏仪征十二圩。他祖籍湖南邵阳,祖父早年从军,为湘军弁勇。清同治年间,曾国藩裁汰大批湘军官兵。黄质夫祖父也在此列,退伍后移居仪征,务农为生。因人口多负担重,黄质夫幼年便跟随父母参加劳动,磨练出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品格。他在幼年读过私塾和小学堂,1913年考入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品学兼优,是校长任诚(孟闲)的高足。留校工作二年后,黄质夫积攒了点钱,来南京报考高师。那时,留美学成归国的陶行知已被该校聘为教授兼教育科长,他学贯中西,富有爱国情操,在师生中颇具声望。黄质夫服膺其精神追求与理念,一直奉陶为良师益友。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青年黄质夫跟着时任国立东南大学(前身为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教授走进成贤街沙塘园的新民中学(即安徽省立芜湖五中)临时教室,受到学生们的鼓掌欢迎。陶行知向大家作了介绍。原来,尚在东大农艺系大三年级学习的黄质夫,是被陶行知请来为家乡学子们义务上课的。他布袍布鞋,朴实无华,讲课认真而生动。半年前,芜湖五中学生们闹学潮,上街游行抗议省督军倪道烺与省长李兆珍的黑暗统治。这些北洋军阀头目迁怒于校长刘希平,对他恐吓威胁,迫使他出走南京。该校许多学生自愿离校跟着刘校长择地开课。于是,刘希平领着一二百学生在南京办学,坚持学习,并得到陶行知全力支持。教师都是东南大学和陶行知供给的。刘在新民中学继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办校很有特色。这批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左联知名作家的蒋光慈,北大名教授、文学家吴祖湘等杰出人才。黄质夫很同情学生们的背井离乡的遭遇,在陶行知的感召下,来这所流亡中学授课。  他的家境较差,但仍效仿师长同学们为该校捐书刊衣物、捐款……年余后,刘希平病逝,学校被迫停办。一个凄风苦雨天,学生们皆佩戴黑纱,护送刘校长的灵柩,步行前往下关江边码头。赶去送别的黄质夫情不自禁地打着雨伞跟着队伍行进,这位英年早逝、富有献身精神的教育家的事迹令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更坚定了他投身教育事业的选择。(二)  1924年秋,扬州的第五师范在高邮界首镇设立分校。黄质夫被任命为校长。他到任后,筹集资金修整破旧不堪的校舍,还兼任校办农场场长,常掳起裤管带领师生们下田种菜、插秧,与他们同吃同住。他就住在校内一破房子里。抓教学,他又一丝不苟,自己就兼授二门课。两年下来,界首师范生机勃勃,大有起色。黄质夫的精明能干和魄力,给当地民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栖霞镇上的栖霞中学的前身正是栖霞乡村师范。直到70年代,它仍保持着旧貌。校舍多为平房,白墙石基黑瓦,井然有致,校园整洁,草木葱郁,在背后栖霞山的岚烟翠色掩映下,更显得幽雅美丽。而在1927年夏,黄质夫刚从界首师范调到这儿来时,着实吃了一惊。因军阀混战,校舍长期驻军,一片狼籍破败,荒草离离、狐兔出没。黄质夫带领返校师生打扫卫生,又请来工匠修缮校舍房屋。他干脆住进学校,以校为家。时值“宁、汉合流”,蒋介石“以退求进”,暂告下野,离宁去沪,在南京主政的是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军阀孙传芳趁机麾师南下渡江,从龙潭港登陆,反攻南京。国民党军队主力迎战,炮火连天,战事惨烈。栖霞乡师又进驻一团官兵,团长下令烧课桌和椅凳以煮饭。黄质夫奋力拦阻,据理力争。那团长大怒,下令卫兵将他捆绑起来,拖到校门口枪决。危急当口,撞上正欲去前线督战的李宗仁军长,问明事由,即喝令放人,责斥团长太鲁莽,并对黄质夫好言抚慰……   黄质夫自奉廉俭,组织师生劳动,艰苦办学。他常去栖霞山四周九乡四十八村摸情况,劝学,尽力为贫苦人家子弟减免学费。他的工资多半都贴到办学上。经过几年惨淡经营,栖霞乡师面貌一新。山脚下竖起了一座座宽敞明亮的校舍、教室、礼堂,自然科学馆、图书馆、农业研究室、师生员工宿舍也初具规模。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如国文教师任中敏(后在扬大等多所高校任教,著名词学家)、何棣先(后为贵州大学教授、系主任)、鲍勤士(著名学者)、汪静之(著名诗人、作家)、音乐导师敖克成、教育导师黄宏模、姚虚谷等。他们在黄质夫的带领下,为办好栖霞乡师竭尽才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也正因如此,吸引来镇江、丹阳、泰兴、扬州等地学生前来报考。一些知名人士如冯玉祥、黄炎培、马寅初、陶行知等相继到栖霞乡师考察,盛赞“学校设备之整洁,工作之紧张,教学之认真,作风之纯朴,有非他校所及者……”由于黄质夫开展卫生、拒毒、禁赌等宣传,举办农村游艺活动,丰富多彩,影响日增,且又出面支持乡民向栖霞寺、衡阳寺等寺宇争田产,得罪了地方上一些劣绅,他们联名具状,向法院控告黄质夫“伪行仁义,毁人清誉”、“勾结乡党顽民,图谋不轨”等所谓“八大罪状”。这一招卑劣而歹毒,黄质夫审时度势,沉着应对。他曾遭到首都地方法院的传讯与无理拘留。此事引发教育界人士公愤,京沪等地报刊舆论也进行声援,一时激起轩然大波。法院不得不宣布将黄质夫无罪释放。他回校那天,栖霞街上市民、师生夹道迎接。1930年,因晓庄师范遭查封,校长陶行知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被迫出逃以避祸。一些进步学生被捕,其中三名共产党员被杀害。紧接着,素与陶行知关系密切的黄质夫也被国民党江宁县党部传去谈话,软硬兼施,逼其交出匿藏于栖霞乡师内的“反动学生”。黄质夫慷慨陈词,据理直言。县党部抓不到把柄,只得作罢。月余后,南京教育局负责人借口栖霞乡师管教不严,要求校长引咎辞职,又用行政手段将黄调离并派人去学校接收。黄质夫最终被迫离开栖霞乡师。当时,张道藩刚由青岛大学教务长调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他素闻黄质夫大名,旋力邀黄到浙江萧山湘湖师范任校长。黄质夫在湘湖师范工作约半年,刚刚理出头绪,熟悉了校情,又被调回栖霞乡师重任校长。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教育事业。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直与黄质夫作对的地方上劣绅豪强及五老会、三茅会等帮会头子在国民党政要、中央考试院长戴季陶幕后指使下,诬告黄质夫。国民党政要收到几份指控黄的材料,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对此将信将疑。为慎重起见,他先委托叔父陈其采(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厅长兼统计局长,为辛亥元老)去栖霞访查。几天后,陈其采回来义形于色地据实相告,说黄质夫廉正耿直,全力办校,素孚众望。陈立夫又亲去栖霞乡师考察才知那些材料纯属诬告,是颠倒黑白。在乡师的食堂,陈立夫与师生们同桌吃了顿饭,以示亲近下层。食堂很整洁,由各班男女学生轮流值勤打菜打饭,协助炊事员洗碗筷扫地。菜多为豆腐炖青菜、芹菜炒香干等素菜,口味尚可,令陈立夫及随行人员吃了很满意。临行前,他为乡师题词“有教无类”。他的公开表态与题词让黄质夫度过了几年安心办学的日子。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大战打响,战云弥空。11月中旬,侵略战火已逼近南京,栖霞乡师仍坚持上课,同时黄质夫带领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慰劳前方撤下来的伤病官兵,11月下旬才停课疏散师生。成百学生从乡师北边的石埠桥码头渡江去江北投入神圣的抗战。黄质夫留校看守校产,直至日军主力向南京发动进攻的前七天,即12月1日,他才含着热泪,怀着国恨家仇,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踏上流亡的道路。(三)  抗战初期,黄质夫在武汉负责收容安置江苏流亡学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以国家为重,且充满激情与爱心。1939年9月,他被任命为贵州省立贵阳乡村的师范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原来管理不善,秩序混乱,学生生活困苦,“餐餐牛皮菜,顿顿难吃饱”,不断爆发学潮,先后换了三任校长,仍不见起色。黄质夫受命于艰困之际。他经过考察研究,提出了迁校边远乡村,开辟新局面的设想。1940年初,学校迁到邻近广西、湖南的榕江,被正式命名为国立贵州乡村师范学校。榕江县山深林密,也有平原坝子,物产丰饶、民风淳朴,是少数民族同胞聚居之地。县城里的苗王庙在西山榕树林间,历史久远。而榕江城相传即是蜀相诸葛亮南征之屯营。黄质夫主持乡师,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带领师生们改造校园环境,利用当地绅商界、政界人士捐出的土地庙产和荒丘野地,营建新校舍,广植花草;裁汰不合格教员,妥予安置,引进内地与黔桂流亡教师;注意德、智、体并重,培养学以致用人才。一二年下来,学校气象一新,拥有苗族、壮族、布衣族、侗族、水族等近十个民族学生,不少沦陷区青年也慕名前往就读。黄质夫在贵州乡师设立了师范部、简易师范部和耕读班,还在黎平县设立了初中分校,共拥有千余学生,逐渐成为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贵州乡师的教学质量在当时西南五省中很有名气,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到黔桂、湘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搞教育工作,可谓“得英才而教之,桃李遍西南”。1943年春,火红的野杜鹃花开遍了黔南山野。某日,黄质夫陪同一位教师去长坪乡学生家作家访,欲了解那位侗族学生何以中途辍学。当得知是因为那学生父母都患病又无钱医治时,黄质夫用手帕为那个孩子揩去泪水,掏出几块大洋(是学校积存的勤工俭学基金)放在破桌上,以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回学校路上,听说另一学生的母亲患了腹涨病,已奄奄一息,他又带那教师赶去学生家探望,还亲为搭脉查清病因,并按栖霞山中医张栋梁过去传授的秘方,让其家人采集蒲公英熬汤,一日喝三大碗。病人腹水大减,五日后已可下床行走。此事传开后,当地人对黄校长更为敬重,他成为黔南地区一个传奇人物……抗战胜利后,黄质夫重返南京,他的心仍牵念着栖霞乡师(已暂停办)。1947年,他出任农林部棉产改进处技正(相当于工程师)兼总务主任,一度代理所长。  1949年底的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出南京中山门,驶向东郊孝陵卫附近的原农林部棉产改进处。车上下来的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找到时任该所代所长的黄质夫,表示是奉陈毅老总之令前来接他的,陈毅正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室等着见他。这令黄质夫激动而又困惑不安,因为他在过去与陈老总并不认识,仅久闻其“砥柱东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的大名,心存敬慕……陈毅亲切地接见了黄质夫,表示在抗战时期就久闻其大名,还表扬黄质夫在南京解放前夕组织职工留所保卫,将全部实验设备完整移交给人民政府的正义之举,称黄是爱国进步人士,对人民是有贡献的。接着,陈毅又对在场的粟裕、唐亮、钟期光、万里等首长谈到他之所以要见一见黄先生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面感谢黄质夫在栖霞乡师培养出大量学以致用的人才,壮大了革命力量。原来,抗战初,栖霞乡师有一百多学生走上抗日战场,且多半参加了驰骋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各部队,抗击日寇。据陈毅回忆,新四军四师《拂晓报》社、师政治部、苏中军区司令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盐城新四军军部等九家单位就有31位同志来自栖霞乡师,而且这只是部分统计。众首长闻此言都点头表示赞同……陈毅拍拍黄质夫瘦削的肩膀,豪爽地说:“今天我要请客,专请你黄校长,你是有大功之人哟!”黄质夫这才恍然大悟,何以陈老总会给他如此特殊的礼遇。他思前瞻后,百感交集。当晚,陈毅在总部小食堂宴请了黄质夫,虽然也就是四荤四素,外加个杂烩砂锅,菜肴一般,酒也只是金陵大曲,但东道主的真诚热情令这位乡村教育家铭心难忘……   50年代初,黄质夫调苏南棉麻指导所工作,一度担任过丹阳轧花厂厂长。1953年10月离职居家后,离开丹阳住地,移居栖霞山下,以自耕自作为主。1959年,黄质夫竟被以“反革命罪”管制三年,尽管明显蒙受了冤屈,但他忍辱负重,泰然处之,而且他受到当地父老乡亲们诸多关照,虽心境苦闷,但仍不觉太寂寞。“山枫流丹,黄菊傲霜”、“江蟹初肥,晚藕味腴”,他在山林野趣中自得其乐。他常拄杖来到栖霞中学院墙外,聆听朗朗读书声,感到那是足以抚慰他痛苦心灵的天籁之音,为自己献身半辈子的教育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高兴。1963年秋,黄质夫病危弥留之际还久久地凝望着墙上镜框里的陈毅元帅大照片,祈愿元帅一生平安……三年后,文革狂潮中,黄质夫相伴多年的夫人徐宜耘也辞世。  80年代初,黄质夫冤案终获平反昭雪。不能不提一提的是,黄质夫的小儿子黄强于1966年主动赴新疆建设兵团阿克苏丰收农场支边,后被无端卷入所谓案件,被迫害至死,埋骨戈壁荒滩。1978年,黄强冤案平反。兄长们在栖霞山下丘林里父母坟墓旁为亡弟建起衣冠冢。而黄质夫夫妇其他四个儿子都早已事业有成,正派清白家风得以传承。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报刊上不断出现怀念黄质夫的文章,多出于其旧日学生、同事、同乡之手。如上海市委统战部前副部长叶尚志,新四军抗日老干部韦永义,原栖霞中学校长吉长瑞,任中敏教授等。  近年国内已有一些专家致力于研究黄质夫的教育思想。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黄质夫教育文选》,序言中称赞黄是“我国优秀的教育家”,“不仅是一位乡村教育理论家,更重要的是一位实干家,是树乡村文化新风的先驱之一”,这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而世人不绝如缕的怀念是对这位教育家的最高的褒奖。(联系地址:南京市汉中门萍聚村4号楼502室,责任编辑:王小胜) 【文献史料】

◇ 《儒林外史》中的扬州文士形象(一) ◆王伟康

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讽刺的重心是林林总总的封建士人,其中涉及到一定数量的扬州文士(包括曾寓居本地的外籍士子)。在作者笔下,这些文士形象与地方官府和盐典富商既声息相通,又大都以不同的志趣、追求、遭际、命运而形成鲜明对照。  1、文士的依赖和攀附  扬州不少文士和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较深的依赖性。他们攀附官府,结交朝廷官员,企求得到庇护,捞取实惠。这在《儒林外史》中有明显的反映。  公匣是盐商的办事机构,作品写主管盐政的朝廷官署两淮盐政盐运使司要员,可以随意举荐相交的士人到那里去领取干薪。原书办恶吏,所谓著《四书讲章》的金东崖,就是得到当时担任两淮盐运使的荀玫的照顾,被“荐在匣上”,还“送了几百两银子”。自诩风流名士的季苇萧才到扬州,荀玫也送他一百二十两银,后再派他去“瓜洲管关税”。至于大盐商万雪斋家的老清客牛玉圃,则动辄以与官府的某种特殊关系炫耀,且擅作威福。他乘船到扬州,便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扬州盐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你们小心伺候,我到扬州,另外赏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牛氏所谓的盐院即指盐政衙门,而盐政是管理一个地区盐务的长官,清代一般由各省的总督或巡抚兼任。  《儒林外史》揭示的扬州文士与封建官府的关系,是社会现实的折射。在作者生活的乾隆初期,原任江宁知府、后任两淮盐运使设衙于扬州的卢见曾幕府中,荟聚了诸多文人墨客。因卢见曾喜交接,又“工诗文,性度高廓”,故“座中皆天下士”,“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①。卢的使署中先后引为座上宾的学者有惠栋、戴震、王世球、杭世骏;画家有郑燮、高凤翰、李葂;书法家有蒋衡、陈大可、薛廷吉;诗文之士有严长明、鲍皋、周榘、全祖望等等。卢见曾在乾隆元年(1736年)和乾隆十九年(1754年)两任两淮盐运使,后又护理两淮盐政,掌握盐运,巡察盐课。终乾隆朝,两淮盐政辖区极广,权限很大,并在真州、淮安分设有淮南、淮北批验所。卢任职期间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邀集名士修禊扬州红桥,作七言律诗四首,四方和者先后有7000余人,编次得300余卷,颇极一时之盛。而雍正十一年(1733年)吴敬梓移家南京后就与尚在江宁知府任上的卢见曾相识交善。他纵游江淮间,数度前往真州、淮安等地,又以“留扬最久”②,主要出入于卢使署幕中。乾隆十九年,吴敬梓客死扬州,丧葬费用也为卢见曾资助。由此可见,作者能在《儒林外史》中形象刻画扬州文士与盐运使等官员的交往,自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2、多数文人清客的坎坷境遇  清代初、中叶时的扬州,盐业经济日趋繁荣。据光绪《江都县续志》载,尤其在乾隆朝,“其时扬州盐法全盛,商人多治园林庖厨,传教歌舞以自侈”;“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③。这些盐商典当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其中不乏对文学艺术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及兼长者,相当数量的盐典商人辄为装点门面,吸引和笼络一些文士,借以冲淡身上的铜臭而附庸风雅。  早于吴敬梓的清代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在“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时,大盐商安麓村就曾“赠以万金”④。稍后于作者“主持风雅”的袁枚,为安麓村“重刻孙过庭书谱数石”题跋,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归之”,也得到安所馈赠的“二千金”⑤。而毕生设馆授徒为业,先后来往栖止扬州近30年的著名词人厉鹗,主要坐馆处就是扬州盐商巨子马曰琯、曰璐的园林“小玲珑山馆”。雅好诗文歌酒的马氏兄弟,屡与厉鹗、王歧、余元甲、汪埙、闵华、陈皋等名士会于是园,刻烛投壶,结吟酬唱。吴敬梓亲友金兆燕、李葂、李本宣等在游览盐商所造园亭之后,亦大多赋诗吟咏或题名。(未完待续)注: 1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  2 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  3 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  4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  5 《清稗类钞》三十一册《安麓村刻书谱》。  (联系地址:扬州市职大,责任编辑:魏怡勤)


【学术天地】

◇ “扬州”命名再考 ◆ 刘立人

  《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第2期,载有《“扬州”命名考》一文,结论是:“扬州作为古九州之一,其得名乃因该地域水势之激扬;作为城邑,其得名乃因于该邑水势之尤激扬。”读后,未敢苟同,谨就平日治学读书所得,不惴浅陋,姑作《“扬州”命名再考》,以就教于方家。(一)关于“州”的含义  《说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地,故曰九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也。”据此,则“州”之含义有二:其一,与“洲”同,意为水中可居之陆地;其二,与“畴”同,意为田地之分界,各有其田地以便民居安生。  已故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其所撰《州与岳的演变》一文中,论及“州的原义”,指出:“州即洲,亦即岛,又有界面之义。这两义其实可以联起来,就是这一块地与那一块地有分别的意思,仿佛今所谓区域。”   区域有大小。顾先生据《左传》、《论语》、《周官》等古代典籍记载,认为:“州里连称”,“州和里正是大小差不多的地方”,这“‘州’字在春秋时是小区域的名称。”而“奄盖当时天下的‘九州’”,则是春秋时人“大区域州”的观念。  按照这种“大区域州”的观念,《周礼·夏官·职方》云:“职方氏掌天下图,以掌天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这就是说,分天下为九州,其前提是要分清国邑、族群之所属,及其财用与物畜,在“周知利害”的基础上,进行区分,其目的就在于让天下人民“使同贯利”。《职方》注云:“贯,事也。”《职方》疏云:“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也。”即如俗话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尚书·释文》引《春秋说题辞》云:“州之言殊也。”这就是说:言“州”,就意味着言区域的不同与差异。试以“扬州”与“荆州”比较而言,《职方》谓:“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鸟兽,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荆、扬二州,是古九州中比肩而立的相邻二州,其山川、事利、民物,就多有不同,因此而构成不同的区域。  如上所述,若“州”之含义,仅限于水中陆地,或“处水滨者”亦得称之,则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州”之言区别、言界画区域的含义。岂能以偏概全?试看《职方》所列九州,有哪一州无“泽薮”、无“川”、无“浸”?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其初,“州界多水”倒是各州共性,而共性是不能构成各别的州名的。  正由于“州”之一词有两个义项,既兼“洲”、“畴”二义,又重在“畴”义,所以“九州”从不作“九洲”,“扬州”也不作“扬洲”。也因此,我们考“扬州”命名之义,当探求其个性化的内涵,找出此州区别于他州的历史依据。(二)“扬州”作为古九州之一的自然区域之得名  关于古九州之一的“扬州”之得名,汉唐以来众说纷纭。对此,清末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1848-1908)早就有过总结性的评说。  孙氏在《周礼·正义》卷六十三中,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对“扬州”之“扬”字从木旁还是从手旁,作了历史考察。他引扬州学派中坚与领军人物阮元所云:“《广韵·二十一·震》、《太平御览·州郡部》皆引作‘杨州’。盖州名本从木。自《开成石经》定从手旁,后俱作‘扬’。”乃加案语说:“诒让案:扬州字,古书扬杨错出。”对于古书或为“杨”、或为“扬”的交错而出,孙氏并未判定孰是孰非,谁对谁错,这是因为自扬州学派的高邮王念孙在“因声求义”上有突破性进展,江都黄承吉又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的名作,以声为纲之说寖以大昌,“扬”字左旁从木或从手,无关字义,也就无所谓是非、对错。这和我们今天约定俗成、规范地名的要求不同,今日“扬州”之“扬”字左旁只能从手。  嗣后,孙氏拈出“扬州”命名之三说:  其一,许嵩《建康实录》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杨,因取名焉。”   其二,《释名·释州国》云:“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   其三,《禹贡》孔(颖达)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故曰扬。扬,轻也。”《尔雅·释文》引《太康地记》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明(按:《十三经注疏》所引无“明”字),故取名焉。”   孙氏指出:前一说之立说,“则当以‘杨’为正。”后二说之立说,“并依‘扬’字为释。”对这三说,孙氏均不以为然,而总断为:“诸家望文生义,似皆未确。”   孙氏所拈出的这三说,都是由来已久,在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陈陈相因”之说:  《春秋元命苞》,一作《春秋元命包》,一作《春秋玄命苞》,为纬书。《辞源》“纬书”条云:“古书的一类,对经书而言。汉人伪讬为孔子所作。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对七经而言,称七纬。其书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治乱兴废。多有怪诞无稽之谈。与方士所传的谶语,合称谶讳。”《元命苞》属《春秋纬》。可见这种出现于汉代而“阙名”的纬书,不足为据。  著《建康实录》的许嵩为唐代人。继他引《春秋元命苞》之言后,宋人郭忠恕《佩觹》亦云:“杨,柳也,亦州名。”甚至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杂志篇》里也说:“扬州宜杨,荆州宜荆。”又牵扯出一种灌木的“荆”作为州名的旁证。而不辨“荆州”之命名,由“荆楚”而来;荆,国名,春秋楚国的古称(见《辞源》“荆”字条)。其实,凡此亦“唐以后历代相沿之误”也。扬州固属宜杨,而宜杨者又何限扬州?此种树生命力极其顽强,适应地域极广,岂得以不限于扬州之杨,擅作此区域之专名?对此说的始作俑者《春秋元命苞》云云,一代训诂学大师王念孙断言:“不足为据”(《读书杂志·汉书第五·扬》)。  《释名》一书,乃东汉学者刘熙所著,全书二十篇,其《释州国》篇云:“杨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从训诂学角度看,以“扬”释“杨”,不无依据。王念孙《广雅疏证补正》谓:“《毛诗》以激扬训杨。”但从地名学角度看,则未必然。若以“州界多水”而“水波扬”者即“杨州”,则“杨州”之名,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因为“州界多水”,天下多有,非止扬州。  李巡,为东汉末年的宦官,汉灵帝时为中常侍,时宦官多骄横不法,唯李巡“独守清忠”。难得的是,他与诸儒常商讨五经文字。他在《尔雅注》中说:“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故曰杨。杨,扬也。”(按:今本作“杨,轻也。”)王念孙指出,此“乃后人所改。”王氏认为:“李释九州,皆取同声之字为训,轻与扬不同声也。”王氏进而指出,后人其所以改为“杨,轻也”,不过是“弥缝其阙”,以自圆其说(《读书杂志·汉书第五·扬》)。但在训诂学上,这是站不住脚的。  《太康地记》为晋人所撰,“太康”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该书作者佚名。宋人刘昌诗对李巡说大为不满,亦曾引《太康地记》之言来辨驳。他在《芦浦笔记》“扬州”条中说:“《广陵志》载扬之得名,李巡以为江南之气燥劲,厥性轻扬。《隋志》亦谓江都人性燥劲,风气果决,平陈以后,颇变淳质,俗弊稍愈于古。盖尝疑之:禹别九州,扬居其一,历三代、秦、汉、隋、唐,虽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终勿易。谂如前说,则隋以前扬人,举非良士美俗矣。是岂古圣人所以名州之意邪?”这激起了他的义愤。于是,他别求新解:“考《太康地记》,谓‘东渐太阳之位,履正含文,天气奋扬,故取名焉。’余尝为《续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为一洗‘燥劲’之耻云。”这位中过进士、做过六合知县、修撰过《广陵续志》的宋代学者,虽说很肯为扬州人抱不平,仗义之情可敬,古道热肠可嘉,但所言“圣人名州之意”及其所引《太康地记》之说,亦未免揣度、附会之嫌。扬州的得名缘于“人性轻扬”,固然牵强涉诬;而缘于“天气”或“地气”之“奋扬”,亦非信而有征。  对以上三说,孙诒让所以总断为“望文生义”,就在于:诸家率皆主观臆断,均为皮相之见。其“未确”,就在于:缺乏客观的历史依据。  那么,九州命名的历史依据,究竟是什么呢?孙氏认为:“至九州名义,大抵就州中所属山川国邑为称。”这就是说,州中山川国邑之“所属”,才是州名命义之所在。“所属”者,指原属于古代的哪一个族群或哪一个诸侯国。该州所属族群或侯国之名,大抵即为该州州名。这才是九州各州命名的客观的历史依据。  以此为据,孙氏说:“窃谓此州(扬州)地苞(通“包”)百越,扬、越声转,义亦同,扬州当因扬越得名,犹荆州之与荆楚义亦相因矣。”孙氏并引《吕氏春秋·有始览》之言作证,《有始览》谓:“东南为扬州,越也。”(按:扬、越为双声字,声纽同,循古汉语双声通转的规律,扬、越通用,遂名“扬州”。)  越,即百越,古族名,秦汉以前即已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部落众多。故有百越、百粤之称。古九州之一的扬州,原是一个很大的自然区域,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之地。即便是作为行政区划的扬州,地域逐渐缩小,“至唐肃宗乾元元年,扬州之名,惟广陵得以专之”,迄今扬州地区仍不乏古越人留下的遗迹。《扬州史志》1988年第1期载有《从扬州的地名特征看它的历史和文化》一文,作者为扬州地方文史专家黄继林先生,文中列举了“扬州一带,带‘罗’(六)、‘步’(埠)、‘浦’等字的古越语的地名,作为扬州原始先民系百越的佐证。”兹录其一节:  在扬州一带,有不少水陆码头(或曾经是水陆码头)的地名以“步”(埠)字或“浦”字命名,如江都的浦头,宝应的黄浦,仪征的胥浦,六合的瓜步(亦称瓜埠)、瓜步山,邗江的瓜洲步(亦称瓜埠洲,瓜洲渡)等。周振鹤、游汝杰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作者)认为,“步”和“浦”这两个字是出于古越语的同一个词。  诚如该文所指出的,“地名在语言大家庭中是一个特殊成员,它较语言的其它组成部分有较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而也就保留了一些语言的本来面目。”这也恰好为古扬州“地苞百越”、“扬州当因扬越得名”说,作了历史与现实的印证。  而顾颉刚先生,则从历史的另一视角,来论证扬州即越州,扬州由古越国得名。  顾先生在《州与岳的演变》一文中,一一比较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尔雅·释地篇》、《吕氏春秋·有始览》,乃至刘向《说苑·辨物篇》诸篇章所列九州名,明显看出“互有冲突”,“虽其总数总是九,但合起来却有了十二个州名。”有鉴于此,顾先生说:“春秋时有九州说,我们已不否认。但我们敢说:那时人只有一个虚浮的观念而已,决没有九个州的具体地位和名称。九个州的具体地位和名称乃是战国时人的建设。”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九州名义何时才有?  顾先生定为战国时期。这一说法,不为无据:  扬州(杨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尚书》原是“商周战国间长期汇集而成”(《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尚书”条),《禹贡》也就不一定是夏禹时的记载。史学界通常认为,《禹贡》中所体现的大一统国家观念自非上古时人所能具有,其所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名,也只有到战国晚期才被人们所知晓。所谓“禹别九州”,九州之名何尝是大禹所命呢?  基于这样的认识,顾先生作出这样的推断:“在春秋时,鲁之南有徐,徐之南有吴,吴之南有越”,“如果九州之名由春秋时定了,则徐国为徐州,徐州之南应为吴州才是。到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遂奄有江淮流域。”“现在《禹贡》里,徐州之南为‘扬州’,这‘扬’字怎么来的呢?按‘扬’与‘越’为双声,所以两字通用。”   不论孙氏从此州原始先民说,还是顾氏就该区域命名时所属国别称,他们都运用扬州学派王念孙等人所大力倡导的“双声通转”、“因声求义”的科学训诂方法,得出相同的结论:“扬由越来”。越人与越国,二而一也。他们为此从不同的视角,作了历史的科学论证,不假穿凿,不涉附会,不是较之前人陈说更具说服力吗?(三)“扬州”作为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今日之扬州市,真正被命名为“扬州”,并且惟此地得以专之,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民国年间,江都一位积学之士徐谦芳先生(1886-1950)著有《扬州风土记略》一书①,书中指出:“广陵郡被扬州之名,肇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再见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三定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至是扬州之名,惟广陵得以专之。何则?隋称扬州,至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而革;唐称扬州,至明皇天宝九年(750年)亦革,惟肃宗定名以后,沿及于清,相因不改。民国裁府,名始不存,然俗循旧习,犹称扬州。殆如有清一代,沿明之旧,呼江宁为南京也。”“革”者,改变、除去也。所谓“炀帝大业元年而革”,指隋炀帝即位后,废扬州总管府,置江都郡。清代江都学者兼诗人蒋超伯(1821-1875)在其《南滣楛语》中说:“隋江都郡最大,统县十六:曰江阳、江都,今府城也;曰海陵,今泰州也;曰宁海,今如皋一带也;曰高邮,今高邮州也;曰安宜,今宝应也;曰山阳,今淮安也;曰盱眙,今泗州所属也;曰盐城,今淮安所属也;曰清流,今滁州也;曰全椒,今滁州所属也;曰六合,今江宁所属也;曰永福,今泗州之天长也;曰句容,今江宁所属也;曰延陵,今丹徒也;曰曲阿,今武进也。今凡常、镇、淮、滁、江、泗之域,多辖于扬,盖槃槃一大都会矣。”所谓“明皇天宝九年亦革”,“九年”或误,查《旧唐书·地理志》,应为“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广陵郡”。“惟肃宗定名以后,沿及于清,相因不改”,是符合唐以后,广陵一地专名扬州的历史实际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扬州”条谓:“宋曰扬州广陵郡,元曰扬州路,明、清皆曰扬州府。”其治所均在今扬州市。  注①:《扬州风土记略》手稿藏扬州大学图书馆。1992年,作者旅台次子徐忠猷先生在台北将本书排印出版。2002年广陵书社列入《扬州地方文献丛刊》出版发行。  (联系地址:扬州市嘉荷苑6幢104室;责任编辑:刘扣林) 【学术天地】

◇ 《汪中集》订误一则 ◆ 蔡贵华

  汪中,字容甫,号颂父、庸夫、思复、秉中,清江都人。室名:礼堂、问礼堂、精法楼。生于乾隆十年(1745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终年50岁。他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文献学家,是扬州学派中一位虽出身低微而才、学、识超群的杰出人物。  汪中一生著作丰富,著有《述学》六卷、《广陵通典》十卷、《文宗阁杂记》三编、《策略謏闻》及诗文集。汪中的著作搜罗最为全面的本子当数2005年广陵书社出版、田汉云点校的《新编汪中集》。此书在点校、印制诸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使人爱不释手。  近读该书的“文集”第七辑《大诰授通议大夫山东提刑按察使原品致仕恩加一级沈公行状》一文,发现汪中有误。当然这不是点校者田汉云先生之误。  这是一篇沈廷芳的行状。行状,古代的一种文体,是记述死者生平行事的文章。沈廷芳是汪中的师辈,该文作于乾隆四十年正月某日,下题“门人都县附学生员汪中谨状”。该文首段云:“……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忠清里廷芳年七十一状。”在此汪中写其师的卒年为七十一当不致弄错,因为写这篇行状离沈廷芳辞世的时间不会太长。  该行状继写道:“公字椒园,……康煕五十年八月,公生于海宁之园华里”。康煕五十年是1711年,若沈廷芳生于是年,卒于七十一岁,则沈氏当在1781年辞世。这年是乾隆四十六年,而此行状作于乾隆四十年,人还活着,岂可为之作行状?其误显然。  据该文所记:  “(乾隆)三十六年,与祝皇太后寿,恩加一级。明年二月甲申……治办方定,而公遂没。”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乾隆卒于乾隆三十七年,即1771年。那么三者必有一误:是生年?是卒年?还是享年?早在清人钱仪吉在编纂《碑传集》时便发现了这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将汪中写的这篇行状的第一段删去了,也就是将其享年讳去不谈,以消除矛盾之处。  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死者的享年不致错,卒年也不致搞错,唯有生年不是记错,就是算错。  沈廷芳的生年显然是被汪中搞错了。他的生年当是1701年,即康煕四十年,汪中在计算过程中将康煕四十年误算成五十年了。生年定在康煕四十年,则沈氏享年七十一岁。(联系地址:扬州市安康南苑6幢503室;责任编辑:魏怡勤) 【学术天地】

◇ 皇家蒨园仿瓜洲锦春园考 ◆ 马家鼎

  北京长春园内的蒨园是最有江南风格的园林。其本身的风格呈现一派浓郁的南国风情,不论是外围环境的水云清旷还是内部结构的轩亭窈然,都与瓜洲锦春园的理景手法貌合神契,为此前御苑中所未见。  瓜洲锦春园主人吴家龙、吴光政父子均是徽州歙县人,作为家资雄厚的盐商,他们在大观楼旧址经营锦春园,与传统士人园居的文化背景、精神旨归已多有不同。  锦春园萃集江南庭园理景和建筑形式、技巧之大成,以徽州自古冠绝江南的传统建筑工艺矜夸奇巧,在乾隆初年已于瘦西湖湖上诸名园之先跃居一方名胜,成为南来北往仕宦显贵和骚人墨客的驻足流连之地。  扬州自宋代欧阳修、苏轼平山堂千古高会以来,流风所及,文人诗酒酬唱雅集之胜,名冠大江南北。这一常常以园林为依托,融汇人文与自然景观于一炉的艺文创作活动不仅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兴盛和发展,也赋予了这时期园林以更多的文化色彩和气息。  乾隆十七年,词臣钱陈群养疴南归,取道瓜洲时在锦春园宴会宾友,特将诗稿附于奏本中寄送乾隆,以投其所好。果然,乾隆于十八年年初赋诗回赐钱陈群,诗中有云:“江头有锦春,何妨一命游……况彼五亩间,卷阿我曾留。”“卷阿”典出《诗经·大雅·卷阿》,诗中忆及与钱陈群同游锦春园的往事,冀望钱病愈后早日北归,最后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风物的追怀留恋———“遥望心与悠”。  乾隆的这一广陵情结于初度南巡后的次年(1752年)作于圆明园的另一首诗中即有表露:“……去年此日江之滨,广陵节物撩眼新。繁弦急管颇觉闹,雪梅水仙别有神。朝来更不宣乐部,清赏转意邗江民。”花朝之日,皇帝的思绪仍萦徊于广陵一带的节物风光,“最似江乡寒食景,略回清忆动经年”,稍后的《清明》诗也表达了同样的眷念之情,而此时蒨园工程正全面展开。  可以想见,初度南巡,江南风物特别是扬州一带园林的清新妍美、精巧奇丽对皇帝产生了视觉冲击力。乾隆回銮之后马上决意仿建一处具有代表性的广陵名园,选中的正是锦春园。  瓜洲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乾隆南巡渡江、往返扬州的必经之地。查阅《南巡盛典》中的江南名胜,赫然可见瓜洲锦春园。一如《扬州画舫录》所云:“瓜洲在大江北岸……南巡至此,乃出扬郡;回銮至此,乃入扬郡。”《五志》云:“瓜洲虽弹丸,然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全扬保障也。且每岁漕艘数百万浮江而至,百州贸易,迁涉之人,往还络绎,必停泊于是。其为南北之利,讵可忽哉。”锦春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它所享有的一代名园的声望自然使这里成为皇帝南巡的驻跸之地。乾隆六次南巡,途经瓜洲驻跸锦春园,御制诗中屡有提及:“锦春园外换江舟,渡指金山路不修……”写的是从扬州去金山的实景。  钱泳《履园丛话》———“瓜洲锦春园”条也说:“锦春园在瓜洲城北,北临运河,余往来南北五十余年,必由是园经过。”并盛赞锦春园“园甚宽广,中有一池,水甚清浅,皆种荷花,登楼一望,云树苍茫,帆樯满目”的绝佳景色,慨叹“真绝景也———高宗纯皇帝六次南巡,俱驻跸于此。”《嘉庆瓜洲志》中还记载了一则瓜洲画家刘尚文以应对随乾隆南巡的某亲王得体而被选入京师,平步青云的趣事。  乾隆驻跸锦春园期间,屡有颁赏题赐: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亲赐园名并御题“锦春园”匾。二十二年二次南巡,御题“竹净松蕤”四字匾。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御制《三月晦日锦春园即景》诗并御书以赐。此诗被园主勒石供奉,至今犹存。原碑长220厘米,宽98厘米,厚33厘米,青石质,右上角略有残损,碑文四周阴刻九龙戏珠纹饰,是锦春园硕果仅存的重要遗物。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又御书“镜水云岑标道趣,轻荑嫩葫绘春光”、“镜里林花舒艳裔,云边楼阁隐神仙”二联,御赐《兰亭墨榻》一卷。  瓜洲锦春园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锦春园图。而此图又以《南巡盛典》所刊最具权威性,扬州博物馆藏清代石刻锦春园拓本以及木刻本锦春园图或流于简约,或有遗漏、笔误,但因视角不同、时代各异,彼此对照,互有裨益。  从锦春园图来看,锦春园圃门东向,开在临运河一面。园分东西两部,东部是锦春园造园艺术的精华,蒨园仿建的正是这一区楼台山池。西部则是为迎驾而建造的“座落”,亦即行宫,分为前中后三进。  “嫩绿繁红绘锦春”,“锦春”二字既是对吴园春光明媚、春花绰约如锦的真实描绘,也是瓜洲一带大江浮玉、烟霭空濠,两岸桃红柳绿、草薰木欣的无边春色之吟咏写照。曾扈驾南巡的成亲王有诗云:“锦春园里万花荣,媚景熙阳照眼明”,足见这里春日景光的妩媚动人。  蒨园的“蒨”字含有花萆敷荣、水木华滋之意;蒨园内乾隆御题“嫩绿池塘新雨后,软纤栏榭晚风前”的写景对联也与江南风物暗合,二者之间传承写仿的关系在园名上约略可寻。  蒨园对锦春园的写仿,还包括对其外围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场所的认同感。据《日下旧司考》:“澹怀堂迤西,滨河水石之间为蒨园。”滨河水石之间正是蒨园园林环境的形象表述。依照计成《园冶》关于园林用地的分类,蒨园、锦春园的选址属“江湖地”,所谓“江干湖畔,深柳疏芦之际,略成小筑,足征大观也”。  南长湖之于蒨园,大似古运河之于锦春园,锦春园沿河临水筑园的传统被全面继承并加以发展。为适应长春园的具体环境,蒨园一变锦春园总体布局顺应古运河的南北走向为依循南长湖的东西铺陈,由此出现了东西向的朗润斋、湛景楼主轴线。  蒨园地处长春园之内,临湖一面无需围墙限制,建筑或依水、或浮波,从容安排,布局更为亲切自然,内外空间的交融较之锦春园有过之而无不及。锦春园借景奇绝,登楼即可撷取江天浮玉、百舸争流的壮阔景面;蒨园则因地制宜,湛景楼、标胜亭、韵天琴、菱香汾等主要建筑前后左右皆有开朗的视野,特别是西、北两面,长湖丰草,柳荫夹岸,春日桃花盛开,燕山群峰岚霭变态,在充分体现类似锦春园空间内外流动、“名园依绿水”的场所精神之时,不失雄秀苍莽的北国皇家园林本色。  锦春园在道光年间尚存,有异于湖上园林的骤然衰弱。咸丰年间,锦春园毁于太平天国之役。光绪年间,长江水师在园址设立总兵公署,清末又成为瓜洲镇台衙门所在地,废池乔木,不复昔日光彩。  1954年,国家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在锦春园旧址新建瓜洲镇小学,今为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小学。2003年学校扩建,旧址上的废弃石料大部被填入水池中,在其上兴建起教学大楼,现唯余一座弃置于楼后的井口石,井口石四周精雕如意锦文,无言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作者单位:扬州市人大常委会,责任编辑:姚震) 【学术天地】

◇ 高邮建置沿革与历代治所考 ◆ 张 愈

  高邮自汉代设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高邮在秦代属“九江郡”,筑台置亭,有最早的邮亭建置,古称“秦邮”。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建高邮县(《高邮县志》)。  近查清代康熙《高邮州志》,发现该版本对高邮建置沿革记载较为翔实,原为表格式样,今改为叙述方式。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高邮属广陵国(今扬州)。设“平阿县”。下有一注:“汉初名高邮,后改为平阿。成帝封舅王谭为平阿侯,地在州境西”。汉成帝在位为公元前32—前7年。何年改高邮为平阿县?查《汉书·元后传》,在成帝登基的第二年即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汉成帝把他的5个舅舅都封了侯。三舅王谭(字子元)封为平阿侯。该条下又注:“至今邮有平阿湖、平阿溪、平阿村、北阿镇、下阿谿”。  东汉(公元23—220年)属广陵郡,仍设为“平阿县”。  三国(公元220—265年)时,属扬州,初属魏后属吴,仍在广陵郡。当时高邮叫什么?查清·嘉庆《高邮州志·列传》,其“传记”第一篇为三国的蒋济,“字子通,平阿人”。其人为扬州五士之一,“仕郡计、吏州别驾”,但很有建树,后为曹操重臣,官至丹阳太守、丞相等。高邮临泽镇建有蒋王庙,就是纪念三国时高邮人蒋济的。可见,三国时高邮仍为“平阿”。  晋(公元265—316年)时,高邮属临淮郡,隶徐州。有记载:“封淮南人赵诱为平阿县侯。”可见西晋时仍设为“平阿县”。  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为三阿县,属南兖州(南兖辖扬州地)”。  有2200多年历史的高邮竟有448年叫平阿或三阿。  据《明隆庆·高邮州志》载:北阿、平阿、下阿,又称三阿。在其“明代高邮州境图”的西部标注了三阿的各个“阿”的位置。  清·康熙《扬州府志》载:“(高邮)汉为平阿县,属广陵国,成帝封舅王谭为平阿县侯。至今邮有平阿湖、平阿溪、平阿村。晋属临淮郡。东晋为三阿,属南兖州。”   东晋之后是五代十六国,康熙《高邮州志》载:  刘宋(公元420—479年)时,高邮属南兖州,属广陵郡,后又改叫神农郡。但改划“竹塘和三归二县”。辖区范围不详。  齐(公元479—502年)时,高邮属南兖州,归广陵郡。(注:据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下简称《地名大辞典》)【平阿县】“后魏置。在今安徽天长县及江苏高邮县界。盖南北朝侨置。”“后魏为北朝之一,又称北魏”,曾统治江苏北部。《高邮县志》:“南齐……后魏曾在高邮西部、天长东部置平阿县。”(清·康熙《高邮州志》未有此记载)。  梁(公元502—557年)时,高邮属南兖州,归广陵郡(其中“曾置广业郡”)。  陈(公元557—589年)时,高邮属南兖州,归广陵郡。  宋齐梁陈是战乱时期,高邮设县没有?叫什么县?清·康熙《高邮州志》无记载。直到隋朝,高邮才重新叫高邮县。  隋代(公元581—618年)设高邮县,隶属扬州,归江都郡。  唐代(公元618—907年)设高邮县,隶属淮南道,属扬州广陵郡。  宋代(公元960—1127年)高邮属淮南东路,下设高邮军,下辖高邮县。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邮军升为承州,下辖高邮、兴化二县”,兴化县原隶属泰州,割至承州。  南宋(公元1127—1279年)高邮仍属淮南东路,隶属扬州府,下设高邮军,领高邮、兴化二县。但“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废军存县,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复为高邮军,仍领高邮、兴化二县”。  元(公元1206—1368年)、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三代也都叫高邮。元设府,明清为州。这里就不详述了。  高邮历代治所考证如下:  高邮秦代筑台置亭、汉代高邮设县。其治所应在古“三阿”的位置,有诗为证。北宋诗人、著名画家文同(1018—1079)有诗《平阿马上》,今抄其如下:  江山相引转平皋,满马诗情拥敝袍。鸣鹤不知谁使怨,飞鸢何谓尔能高。  岩头乱木森如戟,漳下繁云涌似涛。才到邮亭使沈思,向来佳景待吾曹。  文同生活在北宋,四川梓潼人,元丰元年(1078年)出知湖州,次年而卒。高邮人孙觉(字莘老)熙宁四年(1071年)徙湖州,为吴兴(湖州)太守,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至元丰元年(1078年)五月,因丧祖母回高邮丁忧。文同诗可能是来高邮拜会其前任而作。又据《宋史·文同传》崔公度与文同为旧友。崔公度(字伯易)高邮人,“官终朝散大夫,直龙图阁”,著有《曲辕集》、《珠湖赋》等。文同该诗证明:他是一位在“平阿马上”看到秦邮古“邮亭”的见证者。诗中“平皋”,平整的水边高地。“岩头乱木森如戟,漳下繁云涌似涛”。此诗句当是从广陵向北所行时看到的景色。北宋时邮驿为军邮,邮亭早已不是行政单位。高邮因秦时置邮设亭而得名,因而会存“邮亭”。秦邮古“邮亭”是建在平阿。那么汉武帝始设的高邮县也应建在平阿。平阿或三阿就是古高邮。  清·康熙《高邮州志》在隋唐下也有一注:“故县村:隋大业(公元605—615年)中尝移县于繁梁溪之金塘乡。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复旧所,故名其地为故县村”。 “故县村”在何处?明·隆庆《高邮州志》卷二“清水潭在州北二十里,故县村新开湖堤傍,上有龙王庙。”可知,故县村应在今马棚湾清水潭堤之西“樊良溪之金塘乡”,不是在古之樊良镇。隋唐年间,高邮县的治所约有40年在“故县村”。而“唐永徽二年,复旧所”。这里的“旧所”应该是指晋时的“三阿”或汉代的“平阿”。另外,高邮的临泽镇曾在“刘宋置县”,后废。  北宋《太平寰宇记》载:“高邮军,理高邮县。本扬州高邮县,皇朝开宝四年(971年)建为郡,以县隶焉,直属京师。”宋《舆地纪胜》卷43《淮南东路·高邮军》录引《太祖实录》中开宝四年“高邮县为军”的诏文:“惟彼高邮,古称大邑。舟车交会,水陆要冲。宜建军名,以雄地望。”同年,在今高邮城处始建“高邮城”。这个城应该是郡(军)署之用。今高邮城的城砖上有“高邮军”字样,也证明建城时是军(郡)署之用。《高邮州志》载:元祐元年(1086年),诏复高邮军,额赐帑金茸军治兼修众乐园。始于郡守军毛渐,成于郡守杨蟠。  在建高邮军城时,这里只有“孤塔伴双寺”。即有唐时兴建的乾明寺和光孝禅寺两座。乾明寺在今高邮市人民医院西,已不存。光孝禅寺并有光孝禅寺塔一座,即今之镇国寺和西塔。北宋建军署时,还建了府前一条街。  在宋诗中,我们注意到:宋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被召入京,路过高邮,作诗《别孙莘老》,有诗句“寥寥西城居”。元丰三年(1080年)秦观《怀孙子实》,有诗句“相思自成韵,不必寄西邮。”秦观《孙莘老挽词四首》,有诗句“恸哭西州不忍歌。”孙莘老逝世于元祐五年(1090年)。诗中“西城”、“西邮”、“西州”,说明至少在1054—1090年间,高邮有西城和东城两处。王安石显然看到的是西高邮城。如果东高邮城是高邮郡(军)署,西高邮城应为高邮县署。符合宋代高邮军辖高邮县的建置。这个西高邮城应在古三阿(北阿)。  秦观(少游)有咏乡诗句:“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倾湖,粘天四无壁。”据此,高邮有别称“盂城”。今高邮城平均地面真高(即海拔)在2.55米,还做不了扬州和楚州(今淮安)的“脊”。但是,古三阿就不同了。神居山真高49.5米,西部低丘平岗多数真高为15—20米,可称得上“扬楚脊”。后来蒋之奇《题东园诗》有:“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中间可以置邮戍,隐然高阜如覆盂。”证明秦观咏乡咏的是三阿古高邮。  宋朝何时将高邮县署移至今高邮城的?尚未查到史料。很可能在“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废军存县”时。三国时陈登将邗沟裁弯取直以后,从广陵不需要绕到宝应射阳湖,再到淮安的末口。加上漕运逐步发达,今高邮城就逐步兴盛。后来宋代曾废军存县,而将三阿改为北阿镇,改变了东西两个高邮共存的状态。再后来加上水灾不断袭击古三阿,这三个因素致使今高邮城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关于北宋高邮曾设承州,下辖高邮、兴化二县。治所可能在古三阿。高邮人韦柏森的《菱川竹枝词》中有: 甓社湖中现湖市,繁华下望人间似。有声有色真个奇,传说承州地陷此。  渔民也说水下的三阿城叫“承州”,但尚无文字依据。  元、明、清的治所在今高邮城。  (联系地址:高邮市南门外馆驿巷210号;责任编辑:姚震) 【学术天地】

◇ “归江十坝”的形成、演变及其价值 ◆ 徐从法

  近日见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扬州的“归江十坝这一独特的世界级水利工程,与都江堰齐名,并与四川的都江堰、广西的灵渠、新疆的坎儿井一起称为古代的四大水利工程。”读完之后,感到十分吃惊,又不免有些惶惑。  扬州大地上古代的水利遗存,“是特有的水利文化瑰宝”,此说我举双手赞成。但将“归江十坝”作为“独特的世界级水利工程”、“中国古代的四大水利工程之一”,此说却未免有刻意拔高之嫌!  现想谈谈“归江十坝”的形成与演变及学者们关于十坝的评价以求教于文章作者。  一、“归江十坝”的形成  唐宋以前,苏北运河一线地势南高北低,因此河水是北流的。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夺淮后,由于黄河的泥沙逐年淤垫,淮北地势渐高于淮南。明“嘉靖前,水由里(运)河而入外河(指淮北中运河),形势内(南)高,所以建新旧清江等闸,蓄高宝诸水济运;既而黄流淤垫,河身日高,水由外河进口而入里河。故淮城、高、宝常患汜溢。”这说明明中叶前运河水仍是北流的,此后,由于黄河经常夺淮,水渐南流。万历三年(1575),“淮水南徙,挖扬州城之沙河坝及芒稻河坝,减河湖水势”,此为黄河夺淮后,明王朝不得不分淮水入江,亦为淮水首次入江之记载(此前淮河也有南侵,但多是从里运河堤减水闸东下入射阳湖归海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河道总督杨一魁导淮入江,“……浚高邮茆塘港引水入邵伯镇,开金湾,达芒稻入江,建金湾、芒稻河减水闸。”金湾河、芒稻河开宽后建闸控制,芒稻河成为淮河入江的主要口门。但此时淮河对扬城及里下河地区危害尚少。  明末,归江河道上沙河、壁虎河、凤凰河、芒稻河旧有桥闸或滚水坝,以泄区间雨涝为主,淮水次之。入清以后,由于黄河对淮河下游入海水道淤垫加剧,淮河入海受阻,入江流量不断增大,故只好于扬州地区拓宽并增开引江河道,扩建减水闸或滚水坝以分流汛水。后因入江流量仍继续增大,原有建筑物因束水需要而多次改建。嘉庆十一年(1806)逐步改筑柴土坝,至咸丰四年(1854)方形成今日的“归江十坝”。  二、对“归江十坝”的评价  淮河入江流量是逐渐增大的。明代万福桥下的廖家沟仅是一条可一跃而过的小河沟。但因其上有壁虎、新河、凤凰、太平4条归江河道,乾隆十四年(1749),沟被刷宽至40米,至道光二年(1822),河面冲宽已达460米,今已迁千米了。从廖家沟可见淮河入江流量增大之变化。  “归江十坝”历史上确曾发挥过一定的蓄水、泄洪作用,但不宜评价过高,其理由是:  一、“归江十坝”对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减少洪水灾害确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并不很大,这可从嘉庆十一年(1806)筑归江柴土坝前后进行分析比较。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嘉庆十年(1805)的109年中,因淮水归江不及,而开“归海五坝”计18次,平均为6年1次;自嘉庆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9)104年,计开“归海五坝”43次,平均2年半1次。开“归海五坝”的频率远比建“归江十坝”前为高。此并非“归江十坝”之过,乃入海水道淤垫加剧所致,这足以说明“归江十坝”起的作用并不很大,充其量它不过是“归海五坝”的辅助设施而已。所以,当新中国建立后,陆续建成芒稻闸、金湾闸、太平闸,特别是万福闸等现代闸坝之后,“归江十坝”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其次,对漕运的影响也极其有限。明万历年间,扬州地方官请求修筑“扬州五塘”,杰出的水利专家、时任河道总督的潘季驯断然否定,其理由是淮扬运河“只患水多,不患水少”,无修理之必要。明清两朝影响漕运最令朝廷头疼的是黄、淮、运交汇处。道光七年漕船已无法渡淮入黄而实行“灌塘渡运”。此后,又实行海运。因而,京杭运河漕运最困难处是在“两淮”,而不是在扬州里运河。从季节上来看,漕船由扬州北上是在夏秋季,而不是在冬春,行漕时不是堵坝蓄水季节,故漕运并不在乎十坝的开与堵。当然,蓄水对里运河航运和人民生活用水还是有必要的。  再次,“归江十坝”与原归江河道上的桥闸和滚水坝相比,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当然,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由于淮河入江流量不断增大,原有桥闸与滚水坝不堪负重,扩建减水闸,投资又相当大,芒稻河上的七闸即因束水无力扩建而改建拦江坝的。当时“两淮”地区的高家堰、清口、入海水道等工程每年财政投资都相当大,对归江河道上的建筑物只有改建柴土坝了。这种筑坝方法也是从黄河、淮河水利工程上引进的,并非扬州首创。对“归江十坝”江苏省水利厅的专家唐太初、张志和在其《淮被黄夺、改道入江》一文中评价是“……归江十坝,冬堵夏拆,不仅劳民伤财,启闭很不及时”。  三、“归江十坝”的历史地位  “世界级的水利工程”、“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这些称呼不是能随便自封的。我曾花了一些时间,想从权威书籍中找到“归江十坝”与这些美誉的联系,然而竟付阙如。首先我查《辞海》,希望能找到“归江十坝”条目,可惜没有。这并非《辞海》遗漏,而是不具备这个档次。然而都江堰、灵渠、坎儿井都赫然在目,说明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其次,查我国水利史权威、老专家姚汉源先生撰写的《中国水利史纲要》,此书对“归江十坝”仅记述其位置与十坝名称,约170字,无评论与褒词;《中国水利史稿》记述的“归江十坝”仅120字左右,十坝名称都未记,也无评论与褒词。而上述两部著作对高家堰、里运河堤防及“归海五坝”论述文字远比“归江十坝”为多。再查《中国历史大辞典》,“归江十坝”其条目为80字,仅记位置与坝名,无评论,亦无褒词。而都江堰、灵渠的条目就不同了,都江堰的条目的开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至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访察水脉,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基本上完成了排灌水利工程,于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现灌溉面积已达800余万亩”;灵渠的条目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秦始皇统一岭南,因转运粮秣需要,命史禄兴修,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全长34公里。工程主要是南渠、北渠、斗门、堰坝等。……顺次启闭,增高水位,可使行船越过高地。既便舟楫,又利灌溉,为船闸的先声,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设)施”。至于坎儿井为新疆维吾尔族农民利用地下水灌溉的水利设施,条目亦简略。此书历史地理卷为我国历史地理大师谭其骧先生主编,当为权威著作。并非谭其骧先生厚都江堰与灵渠而薄“归江十坝”。其实“归江十坝”不仅不能与我国著名的都江堰、灵渠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就本省而言,也排不上“四大”位置,因为省内超过“归江十坝”规模的工程即可以数出十个以上,我省北有徐州洪与吕梁洪,西有高家堰,东有范公堤,苏南有海塘与练湖,中有清口及清江大闸(此闸初建于明代,现保存完好),还有本市的里运河大堤与“归海五坝”,它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都在“归江十坝”之上。以人们熟知的高家堰(今称洪泽湖大堤)而言,相传为东汉建安中广陵太守陈登所筑,明永乐中陈重修,迎湖面大部为巨石垒成,对控制淮河上最大的蓄水库洪泽湖起着重要作用。所谓“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从这12字中,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可知。里运河大堤始建于宋,堤东是釜底,堤西是“悬河”加“悬湖”,里下河地区千百万人民全赖之为生命财产的屏障。古近代因淮水入江不及而开“归海五坝”,“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上已牵船”,说明开坝的危害,如是堤防漫决其后果更惨。归江十坝能与之相比吗?要是再将治理黄河、长江、淮河的一些重要工程写上来,“归江十坝”的排名还要往后挪移很多。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饶舌了。  我们无意贬低“归江十坝”,但也不必不顾事实地去随意拔高,因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尊重历史,恰如其份地去评价历史工程是每一个文史工作者的职责。因此笔者认为,将“归江十坝”扩建成扬城水利历史文化景点未尝不可。在壁虎坝、金湾坝旁立一块碑,实事求是地加以“解读”是必要的,但碑要立在原坝址的一端,也不能加“大”字,如“金湾大坝”,古人无此说,今人也不要妄加。今天在凤凰岛有一块碑,竟然将唐诗人刘长卿的名句“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湾”,妄改成“落花逐流水,共到金兰湾”,以为这样就可以使金兰湾名扬千古,殊不知恰恰相反,因为金兰湾乃是明清时才有的入江水道,拔高的结果,只能使人们看出竖碑者的浅薄无知和一种急切近利的浮躁心态!  扬州,是一座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城市,扬州人也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他们了解自己的城市,熟悉自己城市的历史,也热爱自己的城市,珍惜自己城市的荣誉。我们需要宣扬古城的文化底蕴,但是并不需要廉价的褒奖和人为臆造的“轰动效应”,这样做外地人接受不了,本地人也无法接受。但愿不再出现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的笑话和“大明寺一千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修葺”这一类“新闻”,因为知道这些历史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稍稍翻一下扬州地方志书就完全可以明白的。  (作者地址:江都市邵伯镇邵伯航道站,责任编辑:王小胜) 【学术天地】

◇ 瘦西湖最初名为“保扬河” ◆ 徐炳顺 王建平 杨玉衡

  瘦西湖,在扬州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外地也极有盛名,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瘦西湖之名来源于清乾隆时钱塘诗人汪沆诗:“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自此,瘦西湖之名闻名于世。  在人们的记忆中,瘦西湖曾有多个称谓。在此之前曾称为保障河,又叫炮山河。《扬州画舫录》云:“法海桥在关帝庙前,东西跨炮山河。跨炮山河受蜀冈、金匮、甘泉诸山水,由二十四桥出是桥,乃得与保障湖通,故炮山河亦名保障湖。”此外还有称为长春河的。其实,这些都不是瘦西湖最早的名称,据历史记载,其最早的名称应为保扬河。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在江都县官河条下云:“保扬河在府西四里,城北三里。旧有柴河,东达官河,西接市河入城。而城西一望平原,别无濠堑。崇祯十年(1637年),始自柴河口引城东运河绕西郭,复折而西,南接城南二里之宝带河,仍合运河,延褒十六里。时又于近河东岸缘垒为城,上设敌台,以备敌寇侵逼,因名曰保扬。”由此可见,扬州瘦西湖最初名称应为保扬河。  那么保障湖(河)的名称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续行水金鉴·运河水》引《扬州府新志》云:“运河西岸又南至高桥,桥以外有坝桥,以内有柴河,亦名草河,迤西而南,出长春桥合保障河。保障河北至蜀冈下,自南有二十四桥水来注之。又南出虹桥,经砚池口至南门外二道沟入运河。”又引用《读史方舆纪要》时将“保扬”改成了“保障”。引文称“保障河在府西四里,城北三里。旧有柴河,东连官河,西接市河入城。而城西一望平原,别无濠堑。崇祯十年,始自柴河口引城东运河绕西郭,复折而西,南接城南二里之宝带河,仍合运河,延褒十六里。时又于近河东岸缘垒为城,上设敌台,因名保障焉。”我们经与《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进行对照,地理位置、叙述基本一致,唯将“保扬”改成了“保障”。于是保障河之名由此而来,而保扬河之名被隐埋了。  需略加说明的是,上述柴河(草河),今称为漕河;官河即今古运河;宝带河,乾隆《江都县志》云:“宝带河在南门外文峰寺北,一曰玉带河,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知府郭光复浚,三十三年(1605年)知府朱锦又浚,以挽河之直流也。”《河防志》介绍,开河时在河底拾得玉带一条、汉寿侯亭铜印一颗,故名宝带河。现已将宝带河、玉带河之名用于另外两条河,但已非昔日之河。(联系地址:扬州市水利局,责任编辑:王小胜)


【志鉴漫笔】

◇ 对二轮修志的几点思考 ◆ 葛阳生

  2006年2月18日对扬州的修志人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扬州市人民政府召开了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孙永如副市长代表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总结了近几年来全市地方志工作取得的4项成绩和4条经验,王燕文市长从3个方面对二轮修志工作提出了要求,由此拉开了扬州市第二轮修志的序幕。  从2006年2月至今,各县(市、区)纷纷行动,先后召开启动大会。不少市(县、区)政府帮助方志部门解决了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等问题,有的市(县、区)还为方志部门增加编制,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到6月底,扬州市直各部门有30%的单位完成初稿,30%的单位完成资料长编的编写,40%的单位完成资料收集,进入资料长编编写阶段。轰轰烈烈的二轮修志热潮正在扬州大地兴起。  二轮修志与上一轮修志相比,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地方不尽相同。尤其是在改革力度加大、政府行政职能弱化的情况下,如何修好志书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试就这方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二轮修志必须一气呵成  首轮修志历经的时间普遍较长,从扬州的情况看,前后用了13年,从1984年启动到1997年印刷出版,洋洋560万字,厚厚三大本。首轮修志耗时较长,主要原因在于:时间跨度大,从有史以来一直记到1987年;档案资料收集难,尤其是历史上的档案资料,保存不完整,难以查找;没有经验,参加的同志没有修过志,都是新手,各级方志机构也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没有理论作指导,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二轮修志与首轮修志相比,已有了许多发展,具备了许多优越的条件。首先,我们从首轮修志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对按照志体编修精品良志,特别是对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做好和推进修志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其次,首轮修志给我们留下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专家型人才队伍,对把握修志的政治关、规范关、质量关有了好的经验和做法,这是修志的宝贵财富;第三,档案资料相对完整齐全,这十几年来,由于各级对档案工作认识程度的提升,对档案工作投入力度的加大,档案资料保存得比较完整,减少了寻找资料的困难;第四,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通人和,正逢修志的最佳时期。因此,这一轮修志条件是充分的,要趁热打铁、一气呵成,目前确定的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二轮修志工作,应该说是可行和恰当的。二轮修志要以理论为先导  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时,大家普遍认为,第一次修志最大的不足是理论准备不充分。仓促上马,靠着大家在实践中不断摸爬滚打一步一步走过来。没有理论作指导的修志工作,难免走弯路,难免会出现众说纷纭、内容庞杂、不具特色、千篇一律、可读性欠缺等问题,难免会出现记载历史上一些重大、特殊的事件在形式、深度、说法上的不统一、不准确。  新一轮修志有哪些理论问题需先行确立呢?我们认为,二轮修志的指导思想、二轮修志的继承与创新、续修志书的框架体系及篇目设计、新一轮志书记述的内容与形式、区域变化后志书交叉内容的记述、续志与前志的衔接、重大和特殊事件的记述、志书内容的专记等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前志经验和做法、深入研讨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同时,对修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新的理论实践问题,也要及时组织交流研讨,以更好的指导新一轮修志工作,使新一轮修志工作更加规范、顺利地运行。二轮修志要有所创新  首轮修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具体的做法,也留下了一些优秀的理论成果。这些都是新一轮修志的珍贵财富,必须在新一轮修志中加以继承和运用。然而,新一轮修志更多的应体现创新。二轮志书记载的1988~2005年,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变革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使所有制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志书记载的内容也应是与时俱进、丰富多彩的。一是要彰显地方特色。地方特色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反映各地地情的、具有个性化的题材内容;(2)在全面记述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略本地区特有的模式、产业、项目,不能忽略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典型的、微观的重要事例、事件。二是要突出人文特色。首轮志书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偏多,人文方面的内容偏少,可读性差。新一轮修志必须注重人文方面的内容,尤其是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包括吃、穿、住、行、文娱、体育、社交、恋爱、婚姻、风俗习惯、典仪礼式等。三是在篇目结构上突出特色。这样,即可形成自己独有的地域特色。二轮修志要强化领导  二轮修志时间紧、任务重,要在5年左右看似长实际短的时间内完成市、市(县、区)两级志书的编修任务,尤其是要达到精品良志的要求,必须要切实加强领导。  1、要建立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及政府的常务会,要过问地方志工作,要把地方志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建立二轮修志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听取地方志工作尤其是二轮修志工作的汇报,分析研究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以保障修志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要积极发挥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作用。扬州市人民政府将地方志事业发展计划作为扬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分规划纳入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总体规划,这在扬州地方志工作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从2005年12月到2007年6月不到两年的时间,扬州市人民政府及办公室已为二轮修志工作发了5个文件。  2、要建立职权明晰的责任机制。从修志的初始就要明确各级在修志中的职权、责任,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主要负责抓好本地区二轮修志工作,解决修志所需的各项条件,确保按序时进度完成修志任务,政府与所辖各级政府、各部门签订责任书。二是牵头单位。除负责本单位承编的志书内容外,要负责协调好本口所属单位的修志工作,解决好部门间的关系、交叉部分内容的处理,定期进行工作交流,督查修志进度,同时负责本口各部门承编内容的统稿把关及审稿工作。三是各承编单位。按序时进度,负责本单位所承编的篇目章节的资料收集、长编及志稿编写、把关审核。四是各级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二轮修志工作的启动、指导、督查,志稿的初审、终审定稿、编纂出版及二轮修志各项业务的协调,促进修志工作均衡发展。五是各级政府办公室或督查室。代表政府行使对各市(县、区)、机关各部门、驻扬各单位修志工作的督查,定期召集各种会议,交流工作情况,保证全市保质有序完成修志任务。  3、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各级政府要将二轮修志工作列入政府的工作目标、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定期进行检查考核。一是通过发简报、通报,推动工作进展;二是召开工作交流会、推进会、督查会促进工作深化;三是定期开展检查,促进均衡发展;四是针对薄弱环节,一家一家上门面对面、点对点检查指导,解决老大难问题。  4、要建立充满活力的激励机制。修志工作清苦、辛苦、艰苦,二轮修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需要社会各界、机关各部门的支持配合,需要一大批甘于清贫、乐于奉献、认真干事的修志工作者,需要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各地在修志过程中已涌现出一批好人好事,为了鼓励广大修志工作者修出精品良志,为了表彰他们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必须建立充满活力的激励机制。为了调动广大修志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弘扬他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扬州市在5年修志期间,每年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名义表彰一批修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地方志编纂任务完成后,举办地方志及地情书优秀成果评比,并由扬州市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二轮修志必须注重质量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必须建立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志书质量管理和质量标准体系,在每一道环节把握好志书的质量。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07年31号文印发了《〈扬州市志〉(1988~2005年)承编单位志稿审查验收办法》,明确了审查验收制度、审查验收范围及内容、审查验收的质量标准及审查验收主体、程序及方式,对志书的质量起到了保障作用。具体要把好六关:一是培训关。分别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对参加修志的人员,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一个是对修志主笔、主编,突出具体的规范,使其掌握志书的体例、框架、结构、内容记述等各个要素。二是指导关。启动阶段,我们编印了第一册资料选编,汇总了各种指导性文件(包括领导讲话、基本篇目、任务分解等)。资料收集阶段,我们编发了《志鉴编纂实用手册》,汇总了政府的各种指导性文件和语言文字使用、地名用字、标点符号用法、字体字号使用等规范性的常用资料。初稿编写阶段,我们编印了第二册资料选编,辑录了志书质量标准、志书篇目设计、分志撰稿要领、无题概述或小序的撰写及志稿常见病解析等资料,选辑了城乡建设、流通体制改革、国内贸易、市委重要会议、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志书参考样本,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三是篇目设计关。篇目是志书的基础。市方志办首先制定了基本篇目,并将任务分解,下发各承编单位。各承编单位根据基本篇目结合自己所承编篇章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篇目;在此基础上,市方志办和各牵头单位再与该单位进行具体对接,初步确定所细化的篇目。四是初审关。由承编单位邀请市方志办及有关专家参加,牵头单位参与对承编单位的志稿进行初审,全方位提出修改意见。五是复审关。在初审修改的基础上,由牵头单位联合承编单位邀请市方志办及相关专家、主笔参加,对修改后的初稿进行复审,对结构、内容、特色、用字用语等,提出修改意见,形成送审稿。六是终审关。对各承编单位的送审稿和总纂合成的志稿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评审,一是由市方志办组织市内方志界的专家及相关人员进行评审,提出修改意见。二是由市方志办邀请省内外专家,从政治思想、资料性、体例体裁、行文规范等方面对志稿进行全面评审,修改后形成定稿。二轮修志要体现以人为本  修志工作的好坏,精品良志的形成,人是最主要的因素。当前正逢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更应注重以人为本。笔者认为,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志书的内容要体现以人为本。要传承一轮修志的经验,更多地记载一些人本内容,社会活动主要是人的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生活的丰富,使社会阶层和人的思想、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把志书的内容拓展到这一领域,既可以增强可读性,又可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一方面对修志的人要体现以人为本。关注修志队伍的建设,关注修志的人。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在我们修志的队伍中,还有受聘的老同志,我们虽不能给他们以更高的经济待遇,但我们要创造一种良好氛围,创造一种团结、和谐的环境,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和我们在职的同志一道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而共同努力。二轮修志的成果要形式多样  几个月前,我们到浙江学习二轮修志的经验,浙江的同行提出二轮修志可多搞一些版本。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和做法,这对我们推动和深化读志用志无疑是一个新的理念、一条新的路子。这样既可以为后人和历史积累系统、真实的资料,又可适合大众化的需要,全景式地宣传地方的成就。版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本版。即如扬州前一轮修的560万字的《扬州市志》,这次正在修的250万字的《扬州市志》,我们就称它叫全本版。后者真实记录了扬州1988年至2005年改革开放18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成就,这是系统的、立体的、全景式的,可留存后世,供研究历史,工作查考。二是简本版。可50~60万字,从全本的几百万字中选摘主要的脉络精华浓缩成几十万字,图文并茂,并注重可读性,可进寻常百姓家,供普及地方历史文化。三是音像版。100分钟左右,把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全景式发展,通过生动活泼的图像、优美典雅的文字解说展示在社会各界人士面前,宣传普及当地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四是光盘数据库。将前一轮志书、二轮新志书、当地的地情资料按专题、类别输入计算机,形成系统准确的数据库,并制作成光盘,大约1000万~2000万字,供网上传输、利用。(联系地址: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责任编辑:薛晓君) 【志鉴漫笔】

◇ 以特色篇目彰显二轮志书的特色 ——兼议《邗江县志》(1988~2000)篇目设置的突破与创新 ◆冷德炜

  从2003年5月开始启动的邗江区二轮修志工作至今已历经四年多时间,其间困扰编纂者的最大难点,即是如何在篇目的设置上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为全国二轮修志的试点单位,必须在总结并继承首届志书编纂的先进经验与方法的同时,努力在“创新”上下功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篇目设置上取得突破。笔者以为,努力以特色篇目彰显志书的篇目特色,不失是一种有效的做法。  一、新的时代要求二轮志书的篇目必须创新  毋庸讳言,首部《邗江县志》在篇目的设计上,确是煞费苦心的,仅篇目拟定即七易其稿,经反复推敲,才形成了最终的篇目结构。成稿时为28篇,分设138章、468节。此外,在志首设“综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需要指出的是,囿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编纂人员对地方志编写工作极其生疏,既无理论,亦无借鉴,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于1993年6月付梓的《邗江县志》,从篇目结构的设置上即可看出,全志比较全面、真实地记述了邗江县行政区域范围内从建县至1987年这样一个漫长历史时期内,全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篇目大体做到了注重体现地域特点,注意反映时代特点,可以说是中规中矩、门类齐全、章节完整、排列有序。但由于篇目的设置基本是按照党政机构、部门单位及行业的分工进行归类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篇目虽全,却不能显“特”的弊端。  二轮修志面向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修的《邗江县志》(1988~2000)的时限仅仅13年,但这13年里,邗江这片古老的土地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需要人们摒弃陈旧的观念,用新的目光去审视社会变革在各个领域带来的重大变化。  从1988~2000年的13年,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发表以后,邗江步入了辉煌巨变的崭新历史时期。县属经济跨越发展,乡镇民营企业迅速扩大,农业结构日趋合理,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政府的职能逐步向服务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转换。至2000年,全县已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07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3285元,初步改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县经济总量较为落后的状态。作为社会转型期,邗江在13年历史进程中也经历了改革的阵痛、发展的困难乃至前进路途中的挫折。真实、全面、科学地反映这13年来,邗江这块土地上的整体面貌,不但可以让续修的志书亮点生辉、特点显露,也必然会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所述“这个时代要求历史学家回答过去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问题。如果历史学家规避这样的问题,关起门去欣赏自己陈腐不堪的那一套,他们就理应被看作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的问题的聋子。”(转引自吴泽之编《史学概论》),作为有时代责任感和肩负历史使命的新一轮修志编纂人员自然不愿去做这种“聋子”,而应当在继承前志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创新,首先要做的便是谋求篇目设置的突破。  二、如何发挥特色篇目在彰显志书篇目特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国方志学家瞿宣颖说过:“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有无鉴裁之力。”(《志例丛活·杂例》)所以,新一轮修志在篇目的设置上应该力求做到注重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笔者以为,修志者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1、更新观念,敢于创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地方志的篇目设定必须与时代相适应。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既是修志工作不竭的动力,也是志书的生命之源。作为编纂者,特别是担任主编的同志,要使篇目创新,首先必须注重观念的更新。在这方面,《邗江县志》(1988~2000)在篇目设置的最终确定上是几经周折,甚至是有着深刻教训的。2003年4月,随着全区二轮修志工作的启动,续修县志的篇目就成为放在编纂者面前首要问题。为了急于拿出篇目的初稿,编纂者过多地沿袭了前志的篇目模式,仅借鉴了极少数地区的篇目编排经验,拟定了《邗江县志》(1988~2000)的篇目初稿。而其后的历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一直是在篇目的设置上。现在来看,《邗江县志》(1988~2000)的篇目初稿确实存在着的“老瓶装新酒”的弊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些地区创新篇目的涌现,越来越显得突出:一是它仍未能越过以部门行业机构职能设立篇、章、节、目这道坎;二是时代特色、地域特色仍不够鲜明,许多章节只要置换一下地域名称,即可放之各县均可用;三是“官本位”的气息十分浓厚,“人本意识”不够,一些篇目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依然存在;四是基本沿袭了前志篇目设置的程式,无甚新意。所有这些,都是志书成为“佳志”的障碍。编纂人员经过认真学习理论、汲取外地的成功经验,反复讨论统一思想,形成了共识,即要使续志成为精品良志,编纂人员的观念必须彻底更新。续志篇目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将原有篇目用新的时代特点和邗江地域的特点来进行权衡,进行一次从形式到本质的修订,部分篇目不惜推倒重来,另砌炉灶,真正做到以特色篇目来彰显篇目特色。  2、把握特点,善于创新  犹如医生只有切准病人的脉象,才能断定病因、对症下药一样,编纂者只有切准13年时代发展的脉搏和邗江地域特点,才能使篇目设定科学合理。  首先是找准13年来,邗江在全国改革的大潮中,所充当的角色和角色行为。从1988至2000年,邗江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借鉴张家港的经验,提出了“邗江精神”。“邗江精神”的核心是“敢于争先,敢为人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全县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的解放与发展。其时,邗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在全市乃至全省都处于领先地位,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88~2000年,邗江县两次跻身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1998年初,邗江提前3年达到基本实现“小康县”的目标。短短的13年在邗江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同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教训,这些鲜活的史料自然对续志篇目的设置很有启迪。  其次是找准邗江这一特殊的附廓县的地域特点和作用。邗江历来有县无城,一直为扬州市的附廓县。因此,邗江的历史渊源、文化遗存、经济的发展、区域的变化与古城扬州都具有依托关系。特别是1988~2000年的13年中,邗江的城市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加速,人口中的流动人口、非农户口的比例急剧增长,邻近扬州市周边的乡镇人口密度增加,乡镇民办企业渐具规模,邗江的发展已逐步融入扬州城市大发展的规划之中。这些地域特点是《邗江县志》(1988~2000)编纂时,不可忽视的背景资料,因此,在拟定《邗江县志》(1988~2000)篇目时上述内容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县志的特色篇目或特色内容。  3、注重特色,突现创新  2007年5月20日版的《邗江县志》(1988~2000)的篇目与初稿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篇首设“凡例”、“总述”、“大事记”外,共设29个篇109章468节,另“乡镇”按实体列节;篇末设“附录”、“索引”和“后记”,篇目反映出的 “突破”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篇目设置更趋科学、合理。修订后的篇目,完全打破了以机关部门、行业机构职能分类的格局,部门化、行业化的痕迹大大减少,如原属文化部门的“古迹”、“名人故居”等归入“历史文化篇”中,一些原按部门分类的银行、保险等归入“服务篇”中。  二、地域特色、时代特色更为鲜明。由于增设“历史文化篇”、“经济改革与发展篇”、“精神文明建设篇”以及“牙刷业、衬衫业篇”,在“政区”篇中设置了“乡镇“和“驻邗单位”两章,同时设置了“城乡建设”篇,在“附录”中设置了“邗江县插队知识青年专记”,既弥补了“前志”内容的缺项或不足,同时,又使整部志书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得到充分显现。  三、突破“生不立传”、“述而不作”的束缚,为志书增添新意。修改后的篇目中增加了“人物简介”、“名人与邗江”,这对于志书“生不立传”的传统是一次挑战,而在“总述”及“篇下序”中则较好地实现了与“前志”的衔接,而且改“述而不作”为“述而精作”,这样的做法,使志书平添了不少新意。  三、创新与突破必须做到创新不出格,突破有限度  继承与创新一直是推动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没有继承的创新,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创新又是继承的升华,没有创新的继承,只能是死抱教条,墨守陈规。《邗江县志》(1988~2000年)的篇目在历次修订过程中,始终注意把准以下两个关口:一是创新不可出格。所谓“格”,笔者以为,就是志书的体例与篇目设置的基本原则与要求,体例包括志书的体制、格局、规矩,即宗旨、体裁、章法与篇目,而篇目更是整部志书的骨骼与框架,在篇目的设定上不可任意越格,仍必须遵循横排门类、突出主体、注重整体这三项基本原则。否则,写出的志书必然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不伦不类。其次,仍要注意篇目的门类、布局、层次和标题,力求做到门类完整,布局合理,层次明晰,标题鲜活。如果为了创新而任意出格,那就是不负责任的盲目创新,这是篇目设置中的大忌。二是突破不可无度。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自觉地将思想观念从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作为二轮修志一定不可以沿袭陈规,落入俗套,而要实现新的跨越,跳出固有的窠臼,但这种突破也须有度,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整个篇目的设置过程。不顾规律、乱突乱破,就会事与愿违,辜负了党和政府的重托,也不能发挥好地方志认识过去、服务当代、开拓未来的重要作用。  (联系地址:邗江区党史区志办公室;责任编辑:薛晓君) 【志鉴漫笔】

◇ 续修扬州市志工业篇记述要点初探 ◆侍 琴

  工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坚强基石。在市志续修中,如实记述扬州市十八年的工业发展历程,客观记载工业领域的巨大变化,并总结工业经济建设的优势与不足、经验与教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展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为主线,把握工业经济改革的特点,围绕扬州工业发展所独有的、优于其他城市的、相比过去变化较大的内容加以重点记述,总结成败得失,找出规律,这样的志书才能突出扬州地方工业特点和优势,才有存史资政的价值,才可供领导参考、借鉴,决策未来扬州的工业发展之路。  宏观反映十八年来扬州地区工业经济改革情况,既要站在全市工业全局的高度综合记述总体情况,也要详记地方特点和优势。工业篇记述的要素内容大致可分三部分。(一)工业发展的综合情况,主要通过揭示扬州工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列举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反映,具体有各时段工业企业改革情况,各时段工业经济增长与下降情况,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与缩小情况,工业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情况,工业产业布局情况,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情况,工业企业的产品产销情况,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情况等。(二)工业各产业情况,包括企业单位个数,主要设备、主要工艺,产业中的职工情况,重大的改革、改组、改造事件,行业围绕工业产业发展所做的主要工作,市场与销售情况,分布情况,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等。(三)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  认识十八年来扬州地区工业经济的改革,应从国企改革开始,即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从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政策看,一种是对企业放权,使企业拥有独立经营的自主权;另一种是对部分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把国有资产折价入股,国家以股份投资的形式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还有一种是评估出售国有资产,转让国有企业给社会经营管理。国家对企业放权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国家是如何控制和管理国有资产的,其间的变化趋势可加以纵向比较。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缺少了政府的政策指令,需要发挥自身作用,克服技术力量、资金、不熟悉市场需求等因素带来的困难。同时随着市场的放开,扬州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一大批民资、外资涌入,对于不同结构成分的企业,如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都要有所分类记述。  在记述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就是逐步深化认识和理顺管理体制的过程,这一主线必须牢牢把握。同时记述工业经济,必然涉及到工业发展水平的评估问题,不能再因袭、认同简单扩大再生产的意识和单纯以产品类型、数量的增多及产值的提高作为衡量生产能力、发展水平的标准,也不可简单地以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分期,以记述生产总量、产值、利税率作为发展状况的依据。更重要的要记述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情况,产品成本降低的幅度等情况。具体的衡量、评判标准,可以依据集约经营的基本要求去对比,包括生产规模要与技术水平统一、发展速度要与经济效益统一、产业内部结构要协调统一、资源配置要合理优化、发展速度与环境保护要协调等诸问题。扬州的工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走过弯路,对于工业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项目重复建设问题、政企不分问题、企业破产问题等,不能回避,应当有所记载反映。  企业介绍应是工业篇章的特色部分,有的企业顺利转轨,究其原因,这些企业皆能根据自身特点及能力,探索市场的需求,总结市场经济规律,改进经营管理,改善生产经营,逐步走出低谷,同时当时当地的相关政策给予了企业有利的外部条件,内外互相结合,促使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集团化生产,比如宝胜电缆、扬农集团、通运集团、杭集牙刷、仪征化纤、承德钢管、川奇光电等一批突破10亿元产值的企业,它们已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代表扬州地方工业的特色,可浓墨重彩地加以记述。然而也有部分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缺乏竞争力,无法走出生产经营低谷,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吞噬,对这些企业也要本着客观反映历史的原则进行如实记载。这些企业的差别可以从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加以比较分析,如总产值、资金总额、产品销售收入、利税、流动资金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全员劳动生产率等。  针对不同企业的情况,市志工业篇章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将有存史价值的关键点反映出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搜集到的资料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归纳。一是重点工业企业的沿革情况,记述内容包括工业企业成立时间、所处地址、机构设置及变化、规模及变化、厂区面积、固定资产投入、产权股权变化等。二是工业企业管理,主要记述与工业企业生产有关的质量管理和生产管理。三是工业企业生产,主要记述工业企业的生产材料、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和技术革新,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如机械设备更新、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技术投入(如何重视科学技术、加大技术投入力度、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等)、技术对企业的贡献(技术对产品及企业的贡献、技术在生产中的占有率、技术进步的水平等)、引进技术(引进技术情况、转让科研成果情况、攻克技术难关情况)等要具体记载。四是工业企业的产品,包括产品种类、主要产品产量。五是工业企业销售情况,包括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六是工业企业的效益,包括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销售值、上缴利税、出口创汇等。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情况,要加以注意:1、十八年中某产业、行业中第一家企业产生的时间和现状;2、十八年中某产业、行业中第一家改革、改组、改造及倒闭的企业;3、十八年中某产业、行业发展水平的峰谷时间及状态等。对于行业里的全部企业,可设表收录,表可设创建时间、地址、占地面积、固定资产原值、年生产能力、主要产品产量、成本、利税、人员构成情况等项目,最好是隔5~10年设一个企业表,不能只有下限时的情况。这些内容的充实将使方志工业篇章更具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些大型国有和集体企业出售转让,大量的私营、个体、外资企业出现,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权限越来越小,带来修志过程中资料收集困难的问题,这在工业篇修志中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工业行业整合分化,出现新行业上级管辖部门出现空白;二是给企业放权,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资产大步伐地退出市场竞争,民营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加大,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权限已越来越小;三是一些行政性的工业管理部门已经合并或撤销;四是个别企业甚至行业出于扩大自身影响与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对自身资料进行虚报、假报、隐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收集资料这一修志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已成为摆在工业篇章撰稿人员面前最突出的难题。  对于续志工业篇的编修,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修志人员不能绕开困难,回避难题,更不能抱有寻找现成的模式、走捷径的想法。迎难而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档案资源、人际资源、网络资源等,挖掘有用的史实信息,这是我们当代修志人应该履行的职责。二轮修志已不能完全像上轮那样依赖于一个部门,依靠行政命令,而要提倡发挥修志人的主动性。首先,立足整理完毕本部门、单位的资料后,要突破部门的界限;其次,尝试跨部门搜集本行业的资料,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局等部门查找资料,甚至可以开展行业抽样或专项调查;第三,充分利用档案馆、室的档案,报刊、年鉴、广播电视、图书、网络等信息载体;第四,走访知情人,寻找并积累相关的口述史料,保证修志工作顺利进行。  (联系地址: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责任编辑:薛晓君) 【志鉴漫笔】

◇ 志贵务实 ◆ 王克

  修志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单位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参与修志的人员也为了修好志书殚精竭虑,奉献汗水和心血。我作为一名参加过第一轮和第二轮两次修志的地方志工作者,深深地体会到,修志要紧紧把握一个“实”字,也就是“志贵务实”。从实际出发选定续志模式  邗江县是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从原江都县析出的县。《邗江县志》(简称前志)是建县后第一部县志,全文130余万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面地记述了县辖境域内的历史和1987年末的现状,上限不限,下限1987年,综述、大事记止于1993年。2000年,邗江撤县设区。为了把一个完整的邗江县载入史册,2003年确定编纂一部续志,即《邗江县志(1988—2000)》(以下简称续志),上限原则上承接前志,下限止于撤县设区时的2000年,不再下延。  1988年—2000年这13年,是邗江县深化改革的13年,是全县经济发展最快的13年,是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13年,以浓墨重彩充分反映这个时期的变化和业绩,是续志的主要任务。  续修县志,必须与前志相呼应。于是,续志如何衔接前志便成了二轮修志中的重要问题。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并有一个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要想完整地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续志的上限不分具体情况,一律从前志下限起,显然是不妥的;如果对口相接,又束缚了二轮修志意欲创新的手脚。因此,我们认为按所记事物的需要,可以适当超限上溯,从续志中可以看到事物发生的源头。这里强调的是“适当”二字,否则便会造成不必要的重复,也不利于节约篇幅。  充分运用篇下序以粘合续志与前志的断痕。篇下序亦名无题概述、简述,在上轮修志时已普遍运用。上轮修志中,篇下序多为概述其统属下章、节内容,给读者以提示。二轮修志则充分运用这个载体,容纳一些章、节未能收录的实体资料,当然也包括超限记述的内容,以及难以纳入具体章、节的内容,如管理机构设置、背景资料等。章、节下设小序则按需要设置。这样使篇下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成为志书整体结构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实体资料相应集中记述  上轮修志,采用先初订篇目,然后填入资料的方式编纂,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缺陷,不能充分反映事物的特色和规律。二轮修志则在大量征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全面分析组合,反复修改初订的篇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大类,在篇、章、节、目各层次,突显重要部类,采用“升格”、“前置”手法集中记述重要内容。如:有关体制改革的内容,各篇均设专章置前;邗江经济特色产业牙刷业、衬衫业从工业篇中析出独立成篇;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历史文化、艺文等,分别立专篇专章记述;社会工作、社会团体、社会生活等内容,也在篇目中处于醒目位置。  修志的基础是资料,在二轮修志过程中,邗江区志办同志也遇到资料缺乏的难题。要达到增强实体资料记述的要求,完全依靠档案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续志所载的13年,机构设置多变,干部调动频繁,部门分管范围亦有所变化,志书所需要的许多资料,档案里找不到。如私营个体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相关的档案资料却几乎没有,这就需要再征集,要花大力气,到第一线走访。  人物入志,重在业绩。在上轮修志中,因拘泥于“生不立传”的戒律,人物传记的编纂比较谨慎,特别是收录当今优秀人物不多。二轮修志在这方面应有所开拓。续志中除对已故人物超时限补录外,对仍然健在的优秀人物亦作专记收录。收录内容重在人物业绩。许多优秀人物有着跨越多个地区的经历,各地志书都会收录有关事迹,如果千篇一律载其简历和颂语,就不可取了。续志收录的人物资料应重在表述其在本地的业绩。对健在的优秀人物,以事系人是一个较好的记录方法,把人物活动和事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融为一体,相辅相成,更能体现志书和所收录人物的价值。重视对前志的补遗和订正  上轮修志,由于诸多原因,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上轮修成的志书,也陆续发现一些遗漏和差误。修志是一项连贯性工作,二轮修志既要在总结前志编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进创新,同时也肩负着对前志的补遗和订正工作。尤其是编纂《邗江县志(1988—2000)》,实际上是与前志合成,是一部志书的上下册,不可截然分割,更有必要重视前志的补遗和订正工作,使整部志书所载资料更加翔实、丰满,更为精辟可信。  在二轮修志开始及以后的操作过程中,邗江区志办十分重视对前志的补遗工作,由专人收集前志发行后已经发现的差误,汇集读志、用志中各方面的反映,同时要求分工的编辑同志,通读前志,发现问题作记录,再汇集起来,通盘研究,分别以不同形式处置。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大事记,续志自1988年起,对前志下延至1993年的大事记条目,以续志所载为准;对前志1987年以前的大事记条目中发现的差误作专题订正,纳入附录。二是对各分志记述中有重大漏记或记述不详的,则以专记形式补记。如知识青年插队落户,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邗江县农村接待县境集镇和境外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6000余人落户,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榜上有名,对邗江社会各方面都有震动和影响。前志虽有记述,内容太简,续志则专题补记。三是充实前志薄弱部分,针对前志对文化、社会方面的记述稍逊的情况,续志增强文化、社会部类的篇幅,并有较大幅度的超限记述。在文化篇中设置艺文章,收录历代文人墨客咏邗江的诗文和著作。四是对时段长变化不大的个别部类,如习俗、谚语、方言等,近期又有新的发现,资料比前志更翔实、丰满,续志则加以重载。总之,把握前志漏记或记述不详且有价值的资料,尽可能地予以补记。  前志补遗亦应从实际出发。主要是补记重大遗漏且有影响、有价值的史料,决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补录资料当是已有定论的,至今仍存疑或有争议的史料则不可载入。对前志纠误订正,要谨慎从事,仔细认真,反复核对,防止“以错纠错”、“纠了还错”的情况出现。做好对前志的补遗和订正工作,是二轮修志的重要方面,当贯穿于修志全过程中。  (联系地址:邗江区党史史志办公室,责任编辑:薛晓君)


【绿杨春秋】

◇ 冯金善的“扬州徽州饼” ◆陈金龙

  乍一看题目,令人费解,徽州饼出自徽州,怎么又是“扬州徽州饼”?说来话长了。  扬州妇幼保健院对面,有一间小小的门面,是专做徽州饼的。此处本是冶春茶社的一爿分铺。做饼的是年近七旬的冯金善师傅。别看店小,老师傅的口气可不小。徽州饼卖一块钱一只,若有人对价格质疑,他只说一句话:你吃了再说。尝过饼后,方知果然不同寻常。  冯金善是扬州人,怎么会打徽州饼的?他的手艺是跟陈小四学的。提起陈小四,确是大名鼎鼎!陈小四的学名叫陈馨甫,祖籍安徽。据冯回忆,陈的祖父曾是清朝的高官,因洪秀全造反,死于战乱。为逃兵荒,陈的父亲便带着4个儿子来扬州落脚谋生,在扬州左卫街南侧小十三湾巷口开了做一爿徽州饼的小店。当时,扬州做徽州饼的店只此一家,别无分铺。后来陈的父亲也撒手离去,陈小四便继承父业,并越做越精,越做越好,其名声也越来越大了,还陆续带了些徒弟,冯金善就是其中一个。学的人多了,做的人也多了。久而久之,徽州饼打入了扬州餐饮业的行列,入了“扬州籍”。成了地地道道的“扬州徽州饼”了。  冯金善十几岁开始学徒,已打了50多年的徽州饼了,如今做徽州饼的,扬州已没有第二个了。徽州饼是用呆面做,4成酥(即4层油,6层面),其做手是用铁板锅,同炕火烧的平锅,其做法比做火烧复杂、细腻,关键是要掌握火候:火大则饼枯饼焦,火小则饼嫩饼硬。要用文火,翻一次浇一次油,浇一次油再翻一次。如此周而复始地翻,直到两面呈金黄色为止。据冯老介绍,他能用10多种馅心,如五仁白糖、盐末葱花、火腿香肠、枣泥豆沙、肉松蟹黄、干菜雪菜、萝卜丝、芝麻糖等。除了什锦馅心外,他还有一个最拿手的绝活,叫做“龙虎斗”,是一种甜咸相配的馅心,有甜也有咸,然甜而不腻,咸而不吼,甜而有味,咸则起鲜,吃在嘴里你辨不出究竟是什么馅心做的。  徽州饼的特点是“透体酥”,但酥而不散,咬而不碎,食在嘴里,酥软平和,香而起脆。  (联系地址:扬州市埂子街77号;责任编辑:魏怡勤) 【绿杨春秋】

◇ 走进绿杨旅社 顾一平

位于市中心辕门桥西侧的新胜街,原名新盛街,东西长约200米。别小看这条又短又窄的小街,清末民初可是繁华之地,南北两侧,仅旅社、饭店就有10多家,每到夜晚,灯红酒绿,黄包车不绝于途。曾有扬州“国际饭店”之称的绿杨旅社,就座落在新胜街中段23号。  绿杨旅社取名于清代诗人王渔洋《浣溪沙·虹桥怀古》“绿杨城郭是扬州”著名诗句。此句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扬州美景,因此常被文人墨客所引用,甚至“绿杨”成了扬州的代名词。绿杨旅社主人取“绿杨”二字为旅社之名,凸显店主的儒雅之风。  绿杨旅社约建于清末民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笔者曾访问年逾百岁、南社唯一健在的社员李仲南先生,他告诉笔者:当初绿杨旅社规模较小,上下只有两层楼。1925年,他在南京高师任助教,无产阶级革命家肖楚女在东大附中任教,两校相距甚近,彼此几乎天天相见。是年秋,他们利用假期,游览了扬州。李仲南因是扬州人,就住在家中,肖楚女则住在绿杨旅社。当时房价不贵,大洋一块二角一晚。在李仲南的陪同下,肖楚女游览了瘦西湖、平山堂,还在青莲巷金魁园面店吃过面条。在扬期间,因肖楚女感冒,李仲南曾请来名医赵得臣给他诊治。肖楚女先后在绿杨旅社住了两晚,又与李仲南同回南京。李仲南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绿杨旅社是后来翻建的。兴化潘楚扬在《回忆录》中记载,恽代英当年来扬州就住在绿杨旅社。那是1925年5月,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潘楚扬在扬州五师读书,恽代英以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的身份来扬州至五师宣传、指导革命。当他演讲结束,同学们问他宿在何处时,恽代英热情和蔼地告诉大家,住新胜街绿杨旅社。于是,次日一早,五师和八中的部分学生便赴绿杨旅社走访恽代英,和他交谈,聆听他救国之道和青年出路的宣传。直到第3天,恽代英方离开绿杨旅社南渡镇江。  在扬州市档案馆,笔者看到两份资料,一是仅存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月四日的《扬州日报》,该报头版刊有绿杨旅社开幕的大幅广告;一是1951年扬州工商业联合会关于旅社业的登记表(见题图)。其中绿杨旅社的登记表,在“开设时间”一栏里,写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这两份资料说明绿杨旅社开设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很显然,这个时间即李仲南所说的翻建后的开业时间,而不是绿杨旅社最初的开业时间。恽代英、肖楚女来扬住的是原两层楼的绿杨旅社,而不是翻建后三层楼的绿杨旅社。  今天尚存的杨绿旅社,即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建,当年《扬州日报》刊登的开幕广告写得十分详细:  扬州绿杨旅社开幕  (一)地点!扬州新胜街;(二)房屋!五开间三层大洋楼;(三)饮食!特聘女厨师,专办大小中菜,并有美丽西餐各种细点;(四)起居!陈设优美,器具精良,四面凌空,非常安静;(五)优待!附设商店及女子浴室,以备客中之需;(六)价值!连被褥在内,自三角起,至三元止;(七)招待!十分周到,宾至如归;(八)喜庆!礼堂宽阔,设备美丽,喜庆婚嫁,最为合宜;(九)电气!电话、电灯、电风、电铃以及电炉,无所不备;(十)开幕!阴历二月二十一日,先行交易,三月初六日,正式开幕。电话第一百六十七号。  旅社底层有通天舞池,舞池后为喜庆大厅,两侧有扶梯拾级而上。二、三两层临街房间有观望凉台,且围以绿色铁栏杆,旅客可凭栏俯瞰街景,顶层为晒台。每层走廊呈回字形,均为木结构。上下共有一百多张床位,床为铁床,每间房内设有红木茶几、海梅四仙桌、穿衣橱、梳妆台。整个旅社古朴典雅,这在当时来说,可谓高档豪华的宾馆了。所以来往扬州的达官名流、富商大贾大都下榻绿杨旅社。  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来扬州游览,曾住在绿杨旅社。他写过一篇《扬州旧梦寄语堂》的游记散文,发表在1935年的《人间世》上,记述他六七年前的秋天游览扬州,下榻新开张的绿杨旅社的情景。他说:“那时候的计划,本想从上海出发,先在苏州下车,然后去无锡,游太湖,过常州,达镇江,渡瓜步,再到扬州去的。但一则因为苏州在戒严,再则在太湖边上受了点虚惊,故而中途变计,当离无锡的那一天晚上,就直到了扬州城里。”他接着说:“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两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地艳丽,如何地够使人魂销而魄荡!”“进了城去,果然只见到了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在一家新开的绿杨大旅社里住定之后,我的扬州好梦,已经醒了大半了。”第二天一早起来,郁达夫先坐了黄包车出天宁门,游览了平山堂、观音山,午后坐船,游览了瘦西湖五亭桥、小金山、徐园,又回到天宁门,并在船娘的陪同下,游览了梅花岭的史公祠,直到傍晚他才返回绿杨旅社。  郁达夫的好友,人称“龙阳才子”的易君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任江苏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兼编审室主任。当时省政府设在镇江,而镇江与扬州仅一江之隔,所以易君左多次作广陵游,大都投寓绿杨旅社,这里有文可考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32年,他在《大江南北记游踪》中记述了是年二月三日晚到扬州,次日起,接连数日,他与友人冒着纷飞大雪游览平山堂以及何园、梅花岭、史公祠的经过。其中写道:“我们游的这一天,正是废历元宵。扬州的灯市,比任何一地都热闹。今年因为国难,禁止提灯,不然今晚万人空巷的摩肩接踵了;然而辕门桥市的花灯,五光十色,照耀通衢,好像太平景象。我又好玩,做了一首竹枝词:‘绿杨城郭绿杨村,彩髻如云古韵存;天下兴亡都不管,辕门桥上看花灯。’这晚就在绿杨旅社谈了通宵的天,佛海兄到我家去了以后,就邀九衢兄们到绿杨,买了一些点心,从上海事件谈到姜福兰,一直到半夜四点才打横铺,东方已渐白了!”另一次是1933年,他与曹漱逸、薛翘东、相菊潭等一行5人游览扬州,事后,写了《夕阳红映绿杨村》一文,记述当时游览扬州下榻绿杨旅社的情形。他说,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二十二日,下午3时半离开教育厅赴江干,登小轮,渡江后,乘预定之小汽车。车行30分钟,抵扬站,渡运河入城,乘车赴绿杨旅社。7时赴漱逸家,古树横枝,高楼静院。10时返绿杨旅社,“见粉白黛绿者已充塞于楼头,勾引卖俏,状极悲惨!余等寓无字号房间,为其经理室,价特昂,而环境嘈杂,影响睡眠,辗转至午夜,始稍安静。”次日,易君左等人改寓绿杨旅社斜对面的中西旅社。后来,易君左将几次游览扬州的见闻笔记汇集成《闲话扬州》一书,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乃至引发轩然大波。  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人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1923年至1932年,曾先后七次到中国作访书旅行。1930年夏,也就是他第五次来中国访书时,曾到扬州。到了扬州,用他的话说,就“落脚”在绿杨旅舍。他在《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扬州的旧书肆》一节中,记载了他在扬州访书的见闻。他说:“扬州古来就是江浙地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四库全书》就有一部珍藏在此,因太平天国之乱而荒废。”又说:“扬州城内的街道一如旧时一般的狭窄,即便是最繁华的教场街,也丝毫没有大马路的感觉。”   1942年春,正值“烟花三月”,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兄、时任汪伪政府委员的戏剧家、红豆馆主溥侗,曾由南京来扬州,住在绿杨旅社,并和扬州业余京戏票社的汪鹏飞、王功达、姚士卿、焦西辰等人会晤座谈,切磋技艺。  1943年夏,著名京剧名旦言慧珠和著名电影演员、京剧票友舒适来扬州,在瘦西湖小金山拍摄《逃婚》外景,亦住在绿杨旅社。   新中国成立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及其子尚长云、尚长麟来扬,在大舞台演出《墨黛》、《汉明妃》,还有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来扬,在大会堂演出《红娘》、《金玉奴》,也都下榻在绿杨旅社。  1937年,抗战初期,我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曾住在绿杨旅社。第5大队原驻江西青云浦机场,8月2日奉命调驻扬州。当时飞机场在扬州西郊,刚建成不久,比较简陋,只有飞机升降的跑道和停机的场地,没有住房,所以飞行员一律住在城里绿杨旅社,其中有第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有被称为“东方红武士”、中国空军“四大金刚”之一的刘粹刚(本刊2005年增刊曾有专文介绍——编者注)。平时,他们住在绿杨旅社,一有警报,便对号坐上黄包车直奔飞机场。这些黄包车夫都是县政府从全城黄包车夫中挑选来的,个个年轻力壮,拉车如飞。从绿杨旅社到西郊机场,距离六七华里,一般20分钟即可到达。没有警报时,所有黄包车全部一字形停在绿杨旅社两旁,车夫伙食,由县政府安排绿杨旅社西首的桃花宫供应。直到8月22日,空军第5大队奉命移驻南京,飞行员方离开绿杨旅社。  1945年8月中旬,汪伪中央航空学校飞行主任周致和、教务主任何健生来扬州,也是住在绿杨旅社,并在绿杨旅社秘密磋商驾机起义的计划。20日早晨,周致和和飞行员管序东(后改名顾青)从绿杨旅社出发,分坐两辆黄包车直奔飞机场。8时,周致和与飞行员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以及机械员黄文星、沈时槐等6人,驾着汪伪政府专机“建国号”从扬州腾空而起,飞往延安,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1937年12月14日,扬州沦陷后,新胜街几家旅社,有的成了日军司令寓所,有的成了日军慰安所。一天,住在绿杨旅社西侧斜对面中西旅社的日军司令天谷邀见扬州陈赐卿、陈含光两位耆老。陈含光先至,天谷嘱其为自治会委员,陈含光以年迈力衰善忘为由而辞。当他离开中西旅社经过绿杨旅社时,一日兵令他扛一袋面粉,送至万福桥。陈含光说:“我老不胜任。”日兵道:“知你年老,才叫你扛一袋,否则当加倍。”陈含光见其气势汹汹,笑曰:“刚才贵军司令天谷方邀我为委员,汝辈何不知客气呀!”日兵听后,方不再纠缠。上海书店出版的《慰安妇研究》一书记载:日军占领扬州后,立即要求扬州汉奸组织维持会提供军妓供其淫乐。据时在日军第3师团卫生队担架第3中队的杉野茂回忆,他是日军慰安所的开设委员之一,他们和维持会一起,首先在一座当时叫“绿杨精舍”的木楼里设立了慰安所,内有47名被抓来的不幸中国女子,她们成了日军的性奴隶。这座“绿杨精舍”木楼,很可能就是绿杨旅社。  扬州沦陷期间,绿杨旅社还发生两起重大事件:  其一是,一名被抓来充当日军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在绿杨旅社杀死一名日军军官。现年74岁的京剧票友顾和甫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他从小就生活在新胜街西头的南柳巷,1938年秋冬之际,一天早晨,他去学校上学,路过大儒坊大新饭店门口,看到新胜街口交通阻塞,并有警察和日军把守,严禁行人通过新胜街。此时,听街邻私下议论,谓一中国妓女在绿杨旅社二楼杀死一日军官,于凌晨悄然逃去,不知所终。   其二是,一对日军未婚夫妻,因厌战和不堪凌辱,双双自杀于绿杨旅社。一位78岁的扬州耆老告诉笔者,当年他有个住在新胜街东首的亲戚对他说,一天,有位日军年轻士兵要慰安所提供一名军妓。晚上,当这位士兵和慰安所提供的军妓见面时,相互惊呆了。原来这名军妓是这位士兵的未婚妻子,就在这位士兵征召入伍充当侵华工具来到中国时,他的未婚妻也随之被征为慰安妇来到中国,想不到竟在扬州绿杨旅社见面,彼此悲喜、愧悔交加,抱头痛哭,各自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因反对这场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最后,双双自杀于绿杨旅社。第二天上午,服务员见其房门迟迟不开,遂站在方凳上透过窗户玻璃朝里看,看他俩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至打开房门,才发现已经停止呼吸。日军司令部怕影响士兵情绪,随即悄悄地处理了这起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绿杨旅社由私营改为公私合营。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笔者在卫生系统工作,曾多次进出、有时就住在绿杨旅社。那时,中央号召开展群众性除害灭病和爱国卫生运动。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曾多次在绿杨旅社召开全市公社卫生院院长会议,研究部署除害灭病和爱国卫生运动。因为绿杨旅社既可以住宿,又有大厅可供开会,还有食堂,解决吃饭问题。像这样的旅社条件和功能,在当时扬州来说是不多见的。  绿杨旅社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它像一位女子,有过青春美丽时期,也有过痛苦坎坷经历,如今显得苍老了,交通以及硬件设施等跟不上,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一度时期,更新设备无资金,人员工资发不出,成了经理和每个职工的困惑。1996年秋,新任经理夏吉鸿上任后,带领全体职工改革创新,并在保持绿杨旅社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服务项目,如免费代客购买车票,免费代客洗衣服、免费代客存放现金与物品,实行通宵服务,床单一客一换,始终保持廉价收费,从单人房间、双人房到四人房间,实行低价位运营,解决了低收入旅客的住宿困难。最近,还开放了当年郁达夫住过的房间。同时,绿杨旅社还为旅客提供阅报栏,让旅客身居旅社不出门,也能知道天下事。一些早年来过扬州、住过绿杨旅社的旅客,对绿杨旅社怀有深厚感情,他们重来扬州,宁可不住高档豪华宾馆,而来绿杨旅社投宿。一些旅居港台地区和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扬州游子回乡探亲观光,即使不住绿杨旅社,也要来绿杨旅社看看,以表达他们对绿杨旅社的眷念和怀旧之情。一位旅居台湾的扬州老人,每次回乡探亲都住在绿杨旅社。他告诉家人,住在绿扬旅社,最能体会家乡古城扬州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有一对旅居新加坡的扬州夫妇,下榻在扬州宾馆,有一天特地叫了一辆三轮车将他俩拉到绿杨旅社,在门口盘桓良久,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1999年9月,绿杨旅社创办人萧世和之子萧潮偕妻女,专程从美国到扬州,并于80岁生日那天,带着侄儿、侄女家人在绿杨旅社大厅座谈话旧,摄影留念。  因为绿杨旅社古朴典雅,历史悠久,电视连续剧《上海大亨》摄制组曾到绿杨旅社拍戏。 1997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18集电视连续剧《银楼》摄制组也曾在绿杨旅社拍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齐梦石担任片中主角,拄着拐杖,一遍又一遍地从楼上走到楼下,直到导演满意为止。为感谢绿杨旅社无偿提供场景、道具和热情配合,该片特地在片尾标明“鸣谢扬州市绿杨旅社”。1998年春节,《银楼》先后在上海、北京播映时,许多上海、北京的扬州人以及来过扬州、住过绿杨旅社的外地人看后说,扬州绿杨旅社上电视剧了。上海旅行社的一名老导游,看了《银楼》后,多次带客来扬州游览,不住宾馆而住绿杨旅社,一时客源不断增加。  2006年年底,一位家住绿杨旅社附近的知情老者,告诉旅社夏经理,说旅社楼顶有间密封的小阁楼,你把它打开,说不定能发现好东西。于是,夏经理根据老人的提示,爬上楼顶,打开小阁楼,果然惊奇地发现尘封数十年的绿杨旅社开张的贺联以及使用的信封和住宿登记簿。12月3日,《扬州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为此,笔者特地骑车去绿杨旅社,经理夏吉鸿和他夫人刘和平女士热情接待了我,并向我展示了发现的历史资料,其中有4副楹联。这4副楹联均为木框玻璃制品,仅有一副楷书联基本完好,题款为“绿杨旅社开幕纪念”,联云:“绿窗春静留佳客;杨柳风和似故人。”(见36页插图)上下联嵌“绿杨”二字,落款为“郭子衡谨赠”。还有一副隶书联,题款相同,上联缺3个字,联云:“绿蓑堤畔□□□;杨柳门前易得春。”上下联亦嵌“绿杨”二字,落款为“金绍轩谨赠”。其余两副均为楷书联,一缺上联,下联云:“依稀柳浪听啼莺”,落款为“吴礼棠谨赠”;一缺下联,上联云:“隐约春山横”,题款亦为“绿杨旅社开幕纪念”。从题款内容来看,这4副楹联书写、制作的时间当在民国十八年(1929)春,因为是年六月四日,《扬州日报》头版刊登了翻修一新的绿杨旅社于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先行交易,三月初六正式开幕的大幅广告。由此可见,这4副楹联书写、制作于此时,距今已近80年历史。  在绿杨旅社,笔者还看到20多只当年印制的绿杨旅社信封,共两种,字体均为绿色,一种是正面右上方印有“饮食起居均皆佳妙”8个小字,左下方印有“扬州绿杨旅社”6个大字,再下方两行印有“社址新胜街、电话一六七”10个字;反面印有“本社十大特色”广告,内容与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四日《扬州日报》刊登的开幕广告稍有区别,不妨抄录如下,以存历史:本社十大特色  (一)地点适中,闹中取静;(二)三层洋楼,四面凌空;(三)宽广礼堂,庄严灿烂;(四)新式电气,无所不备;(五)夏季电风,冬季冰汀;(六)中菜小吃,精美厨师;(七)子女浴室,冬暖夏凉;(八)自办商店,价廉物美;(九)考选茶役,识字明理;(十)被褥在内,不另取资。  另一种所不同的是,信封正面右上方没有“饮食起居均皆佳妙”8个字,左下方电话为“一六八”,余皆相同。  同时,笔者还看到10多册上个世纪30年代旅客住宿登记簿,其中有《新江苏报》社长包明叔,著名学者刘师培姐夫、解放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的梅鹤孙以及国民政府江都县长张济传的住宿登记。抗战爆发,扬州沦陷,绿杨旅社住有不少日军,如今登记簿却成为日寇侵华的铁证。  绿杨旅社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联系地址:扬州市北门外大街51号7幢502室;责任编辑:魏怡勤)


【人物剪影】

◇ 沧桑测海楼 英才激后昆 ——深切缅怀五叔吴征铠 ◆ 吴仲嶂

  8月8日,是五叔吴征铠的生日。往年,在他生日前一两天,我都跟他打一个电话,衷心祝贺他的生日,希望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也顺便禀报我个人、亲友和扬州吴道台宅第的情况。他在电话中总是说:“近来身体还好,争取活到2008年,看一看北京奥运。”去年十月,中央电视台第十套“大家”栏目中,播出了“吴征铠的传奇人生”专辑。我从荧屏上看到他和记者交谈时,仍然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对许多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他的慈容笑貌中,看到他身体很好,我感到很高兴。  今年五月,我曾回扬州一趟,向吴氏宅第管理处赠送了三件书法作品,其中有一幅就是七年前,五叔应我的要求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事能知足心常乐”,下联是“人到无求品自高”。我一直挂在客厅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想到我已年过古稀,身体不算好,把这幅对联赠送给扬州吴氏宅第管理处,这是它最好的归宿。在扬州逗留期间,知道五叔本来计划和他的子女带着最近出版的他的传记《我的一生》回扬州看他魂牵梦萦、已修缮一新的故居。但在动身前几天,突患痰痈,昏迷在床。从此,我有一种预感,他可能卧床不起。我和自贡市老年大学朱承义先生合写了一幅挽联,先密封寄给了在北京的五婶(杨艳)和他的子女,并在几次电话中问候五叔的病情,表示要亲去北京看望,五婶考虑到五叔的病情很重,又不能说话,怕见了我容易激动,加上天气炎热,再三劝我不要去北京。今年6月27日早上,我接到五叔的长子吴泽言的电话,告诉我五叔于当天早上3时已经走了,并说朱老师和我合写的挽联,将布置在他的灵堂上。接到电话后,心情非常难受,脑海中浮现出多年来,五叔对我的教诲、他对我与敬持叔整理家史的关注以及他对我们所写文章“吴道台宅第的由来及其概况”的批改……现在又临到他的生日,我却再也不能像往年一样,听到他亲切的声音。怀着难以控制的感情,写出这篇回忆文章,以表对他老人家的哀思。一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从我记事开始,老祖母经常向我们这批当时只有五六岁的孙辈、讲一些父辈勤奋读书、立志为祖国多作贡献的故事。其中谈得较多的是五叔,说他从小聪明过人,能够和比他大七八岁的我的父亲、比他大四五岁的我的二叔一起玩耍,谈古论今,往往显得非常出众。在家塾和中学读书时,每次考试都力争第一,如果得了第二名他会不甘心。1939年,五叔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到贵州遵义,27岁就当了浙江大学教授。  我在祖国解放以后离开家乡,一直在四川自贡工作,有很多年没有和五叔见面。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的来信中,知道五叔听从祖国的应召,已从上海(时任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调到北京,全家迁到一个对外严格保密的山区(具体地址连父亲也不知道),从事我国原子弹的试制工作。1964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行政会议,住在前门饭店。4月18日吃过午饭后,正准备午休,突然接到饭店总接待站的电话,说有一位姓吴的人来看我,自称是我的叔父。我立即起床,从电梯门口迎来的竟是五叔,这使我非常感动。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向他汇报了到四川以后的工作、家庭生活情况。我也想从他口中了解我国原子弹何时能够试制成功,他淡淡一笑,说:“以后你从报纸上就可以看到了。”在谈话结束时,他拿出三四十张供应券(当时北京市场供应的商品,绝大多数都要凭工业品供应券购买)对我说:“这些供应券也是我们三四个月的工资才能得到的,你难得来北京,就拿去购买一些工业品回去吧!”临别时,他向我提出一些希望。对于五叔的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三次去北京出差,都抽出时间和五叔见面。1982年那次见面时,他看到我视力很差,特别嘱咐我要保护残留的视力,不要多用眼,但希望我不要把视力不好当成包袱,放在心上,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党、为人民工作。最近,我从他写的《我的一生》中才知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后,他就下放到农村进行社教运动,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开始到1972年,长达七八年时间,都“接受批斗”和参加重体力劳动,比我在“文革”中受的苦要大得多,但他却挥之一笑,从不计较。二  五叔对我收集、整理家史和对我们的故居———吴氏宅第的关注使我难以忘怀,特别是对整理家史,他给了我很多具体的指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我从小在故居中生活了七年,见证了我们家彻底破落的全过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1992年,父亲逝世后,在清理他的书物时,发现了伯曾祖亲自整理的“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和父亲写的几则反映家史的笔记,使我重新产生了要收集和整理家史的想法,得到了在咸阳工作的敬持叔的全力支持,虽然他只比我大三四岁,但记忆力很强,在最初的通信中,他应我的要求,提供了不少祖辈的情况。  1993年8月初,我到河北承德开会路过北京。在北京逗留期间,五叔应我的要求,对家史提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  1998年夏天,我在收集家史资料的基础上,准备动手编写“吴氏测海楼沧桑录”,最终我准备写成纪实报告文学,分为上下两辑,八至十万字。我将想法电话征求五叔的意见,他主张不必把有些事情写得太具体。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就将家史改成三四万字的简本。在我动笔以前,感到有些问题需要向五叔进一步核实。恰巧,敬持叔和他的姐姐吴梅(现在姜堰市定居,我称她珍娘娘)正在北京,我写了两封信给敬持叔,提出了十多个问题,请他就近向五叔请教。不久,我收到敬持叔1998年6月23日回的信,信中写道:  你寄的两函均在前日同时收到,昨天下午,我同珍娘娘二人同到你五叔家,并将你的来信给他看了,他较详细地谈了你所提的问题,介绍如下:  北河下的房子,连同藏书、田地均是二老祖福茨公(吴引孙)所置。而我们这一房(指吴筠孙,即竹楼公)没置办任何家产,主要是竹楼公比较注重吃穿,不重视置产业。特别是因福茨公任浙江“宁绍台道”,是个肥缺,每日可收银一锭(五十两)连续做了九年,而竹楼公做的是荆州道台,收入微薄,也没有什么余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扬州的产业就没有多少发言权。  所幸的是福茨公比较重视“孝悌”,他在世时就写了一个“荣产琐记”,将他所置产业大致划分3个分配方案,方案中就包括我们这一房。  因都系前清的官员,在辛亥革命时都是“弃官而走”,战乱期间担心革命党人追捕,所以在上海租界与另外几家合建了一个弄堂,名曰“四合里”。因开支过大,我们这一房先迁至扬州。当时竹楼公也被革命政府任用在九江做“浔阳道”。我们这一房迁扬州后,先住在东关街一刘姓宅中,后又迁至弥陀巷。  大约在民国九年,福茨公逝世后,才迁至北河下。按“琐记”规定,房产两房共有,测海楼藏书亦为两房子孙共有,但只能供读书,严禁出卖。  在谈到测海楼时,五叔说,测海楼藏书,对他来说并无直接的影响。但从福茨公遗训中,就是要子孙多读书,力求上进,特别是他当时是“宁绍台道”,在宁波曾多次到天一阁浏览,受其影响,在扬州仿天一阁规模,创立测海楼,以使子孙后代能博闻广记,从读书中求得学问,以备国用。所以他幼年即能奋发。我母亲(你称五太太)曾给我说过“你五哥(即你五叔)幼年读书,考试时都力求第一,有次考试总分得了第二,抱床柱痛哭不已,以此可资佐证。”(下略)  敬持叔和珍娘娘的访问录,为我整理家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98年七八月份,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扬州吴氏测海楼沧桑录》(上),经两次修改,形成了约两万字的初稿。在正式付印以前,我将打印稿分别寄给了几位长辈。五叔看了后,表示:“此稿所写的内容,只能在吴家内部后人阅读,最好不要外传。原稿又写得较长,恐怕没有哪个报刊愿意发表。”这样,我和敬持叔商量,由他根据我所写的初稿,重新组织写了一篇五千余字的同名文章。经过我的修改,又将打印稿送给了五叔。他看了后,表示:这个稿子还可以,可送有关报刊刊登。此稿又经过周世恩反复校正修改后,终于在1999年第2期《扬州史志》上发表。三  我看到扬州出版的由同济大学主编的《扬州文化风貌》,书中对吴氏宅第的叙述,只是根据1945年火灾以后存下的一部分建筑来写的,不能反映故居的全貌。为了整理出完整的吴氏宅第的建筑结构资料,2000年5月,我和敬持叔商量后,决定撰写吴道台宅第“芜园———吴氏祠堂”一文,后改名为“吴道台宅第的由来及其概况”。我们商定,先由敬持叔写出吴道台宅第和芜园的初稿,我再加以补充和串改。吴道台宅第的由来及其概况和百年变迁,由我写出初稿,再由他进行修订。该文在2000年10月成稿后,受到了长辈和弟兄的关注,我也在电话中向所有的长辈和弟兄反复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特别是五叔,他不仅对原文作了近20处的眉批和修改,还专门寄来一信,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这封信对我们修改好“吴道台宅第”一文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信中写道:  “吴道台宅第”一文已读过,有些地方我从未听见过。我想还是“缺疑”为好。二老伯祖对家俱等从不讲究,所以一般并不豪华。芜园中未建楼台亦难以理解,但决非要子孙耕耘,本来花栽品种很多,果树亦不少,但后来已废,原来北方四合院天井中均有松木。但北河下仅洋房附近有松木。有些花坛是我们搬入后才建的,如最后一进的狭长天井中。我想,你写的文章,还是突出不奢华为好。另外,所有栋梁上均有雕花,这亦为当时木结构所应有,特大天井全铺青石板的特色,有重大喜事时,天井中当可铺木制板块使其全平,从大厅直至后进,一览无余。夏天搭芦席棚避日,亦是一个特色。故夏季并不太热,门楼并非砖雕,否则这一门楼要值几万。围墙非平砖到顶,也是节俭的一面。是否有火巷,我未去过,但东边火巷住房与厨房隔开,而西边没有厨房。西边最西是给胡家住的,滋德堂是正宅,卷宽宜是二老祖住厅,但因你祖父曾过继给老二房,故此布局,也未可知。我们返扬后,先住东关街,后住弥陀巷,最后才入北河下(是在二老太爷去世后),老分家书“禁业所基”,您们未见过。  事隔多年,许多事已记不起了,我还是重复一句,北河下(住宅)在扬州只是大,但不讲究,一般过得去,强调这点是不会错的。  五叔对吴氏宅第的意见,对我们修改这一文稿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有一些问题,可能由于五叔年事已高,记得不够清晰。如门楼的雕刻,确实是砖雕,敬持叔和我,以及其他叔辈都持肯定态度。另外,西边的火巷也是有的。在修改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还和五叔通了四五次电话,他对门楼的砖雕一直持否定态度。最后,我们在正式文稿中,考虑到不要因为这一问题使他老人家不高兴,才慎重删掉了。2003年,吴氏宅第修复时,发现宅第的第二道门,不仅有砖雕,还有石雕。今后准备根据史实对文稿进行修改。  今天,在五叔逝世后,我更深深感到,多年来五叔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诲。正是由于他的支持,敬持叔和我才能够多次向扬州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引起扬州市党政领导和文物部门的重视,并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的具体主持下,从2003年起,修复吴氏宅第,并于2005年4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2006年6月,宅第的保护级别,由扬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使我更加怀念为宅第恢复建设作出努力的五叔。  今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有关五叔的讣告以及“吴征铠同志生平”。“生平”概述了五叔的一生,充分肯定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和他的道德风范。使我多少感到欣慰的是,我和朱承义老师合写的挽联,被挂在他灵堂的两侧:  剑桥明月欧陆清游归来化雨春风力挽垂成原子弹  唐代诗情晋时书范光焰辉前烛后襟怀浩荡汉家人  另从家乡寄来的《扬州晚报》中,我得悉他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中国医科大学,这是他对国家、对人民作出的最后贡献。  [编者链接]  吴征铠,祖籍扬州,1913年8月出生于上海,1930年毕业于扬州中学,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9年回国后,长期从事物理化学和放射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调国家核工业部,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放射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我国铀扩散浓缩事业、放射化学、分子光谱学的奠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资深院士,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他获得全国科技大会“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1985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1998年获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  (联系地址:四川省自贡市文化路梨园新村(2)国税局宿舍;责任编辑:魏怡勤) 【人物剪影】

◇ 康煕《兴化县志》编纂者王岩 ◆ 陈麟德

  苏北水乡兴化,有“昭阳古邑”之称。此邑钟灵毓秀,纂修邑志者皆为邑中硕儒。如嘉靖三十八年知县胡顺华主修的《兴化县志》(《胡志》)和万历十九年知县欧阳东凤主修的《兴化县新志》(《欧志》),纂修者皆为英冠羽士陆西星;咸丰三年知县梁园棣重修的《兴化县志》(《梁志》),纂修者为《艺概》作者、著名文学家刘煕载和《施氏族谱序》作者、“琼林世宴”中五进士之一陈广德。而康煕二十三年知县张可立重修的《兴化县志》(《张志》),系聘请客籍名彦、宝应学者王岩“总纂成书”,这是由当时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自古昭阳好避兵”。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后,明季的文章气节相尚之士,纷纷避居乡里,韬光养晦,宝应王天佑亦避居兴化。诚如兴邑诗人李恢云:“吾邑独少宛马来,大泽茫茫不通陆。外人羡作桃花源,万钱争租一间屋。”(《梁志·闻昔行》)因兴化地处里下河水网地区,河道纵横,交通不便,远离战乱,堪称避兵佳地。  王天佑字平格,明末县学廪生。父言綍,诸生而终生不得志;伯父言纶,以岁贡生选太湖训导。王氏祖籍长安,自先世迁宝应,至天佑已历四代。  清初,为怀柔百姓、笼络文人,赐明季廪生贡入太学。这本来是步入仕途的极好机会,然天佑不屑一顾,不仅放弃这一机会,且弃原名天佑而更为岩,字筑夫,“及更今名,遂绝意进取,以著作为己任。其文考核经传,深入八家阃奥,执经请业者踵接”(《本经》),与先世居陕西经阳、后徙江都、明末避乱侨居兴化的隐逸学者雷士俊齐名,世称雷王。王岩客居兴化后即参与县志编纂,与兴邑乡贤王熹儒、李凎辈日相切磋。王熹儒吟有《五律·喜筑夫移居里中》,对王岩流寓昭阳不尽赞美之情。李凎字季子,一字若金,号励园,别号沧浪水樵。李好游,王岩常与之为伍作伴,携手同游,笑傲山林,过从甚密。季子父李长倩亦慕其名。长倩赴福建任提学副使,曾以白金十二镒聘岩一同去闽遴选士人,而岩却以老母在不远游而敬谢不敏。  王岩“为人端严,动止语默中程度,事母以孝闻”(《本传》),学行高超,遐迩闻名。除李季子外,学者魏僖亦乐与游处。岩急公好义,疏财尚气,扶危救困,凡所得赠遗,辄分诸戚属交游中之贫乏者。岩笔耕而食,生计维艰,然戚友有急,虽床头金尽,亦必转借他人而济之。以至在扬州病逝时,家无长物,端赖门人礼葬之。  明季文人多结社切磋砥励,大江南北,文社崛起,星罗棋布,盛极一时。比较著名的有吴江复社、松江几社、江南应社等,稍后又有广陵直社。而直社虽崛起较晚,然声名可与复、几二社角立。才俊之士脍炙直社文稿者几与二社等。王岩则为直社中之佼佼者,其文章尤为世所传诵。吴江计默作《后论文》品评侯方域、钱谦益、王士祯、汪琬、王岩诸人古文,对岩推崇备至。  王岩晚年离兴化返广陵后病逝,享年七十七岁,著述有《白田诗人》四十卷、《王岩文集》二十卷、《异香集》二卷,纂康煕《兴化县志》十四卷。按康煕《宝应县志》,王岩未列本传,仅有附传,而述记较李季之、宗元豫《王岩文集·序》为略,《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人物志·流寓》有传。  (联系地址:江苏徐州市凤鸣路凤凰山庄康居小区A14楼602室;责任编辑:刘扣林) 【人物剪影】

◇ 扬州名医王象培、王绂麟父子 ◆ 王书林

  本人有一份中华民国35年4月25日的《江都日报》复印件,第四版有一篇《中央国医馆江都县支馆复员会议纪》:  四月十三号午后,在耿家巷三号中央国医馆江都县支馆开复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该馆馆长耿耀庭,馆员王象培、蒋颂南、林芝庭、樊天徒、耿鉴庭、谢紫石、江圣庭、郑子静、纪效然、应步青等。《江都日报》主编曹国平先生亦赶来参加。行礼如仪后,首由耿馆长报告,略谓敝支馆成立于民国念二年,秉承中央国医馆,及江苏省分馆之意旨,推行一切。至二十六年冬,扬地沦陷,遂告停顿,但钤记仍护藏完好。八年之中,屡遭敌伪之磨折,今胜利来临,省分馆复员于前,本支馆亦奉复员命令,故有复员会议之召集。查本馆馆员,原有十人,其中有二人身故,一人远离乡土,一人改业,一人年高休业,故另有省分馆,委前曾任职本馆之数位,担任馆员并分别聘担十种职务,已遂省令函知。计:秘书,蒋(名已见前,从略);总务,林;研究,樊;编辑,耿;审核,王;会计,江;交际,纪;调查,谢;宣传,郑;药界联络,应。  这篇报道透露几个信息,民国20年3月17日成立中央国医馆之后的第三年,即民国22年,扬州也成立了中央国医馆江都县支馆,这是一个旨在研究中医医理,推广中医医术,领取国家经费的学术兼行政的官方机构。耿耀庭任馆长,家父王象培是该馆的第二号人物(名字的排列显然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的)。此前一年,江都县成立了江都县中医公会,是民间组织。抗日胜利后的《江都日报》每星期都有一版“卫生知识”,就是该馆供稿的。  1932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的《江都县中医公会就职典礼》照片家父王象培是后排左起第八人。(参见本刊2007年第二期66页),是扬州地区中医界最早的医界名流合影。  所谓“就职典礼”,是中医公会的理事就职典礼。江都县中医公会的理事都是扬州地区第一流名医。  民国年间,扬州有四大名医之说,这四人分别是北小街的内科任继然、三里桥的外科陆元庆、北皮市街的喉科耿耀庭、南皮市街的妇科王象培。  现在,知道王象培的人已经很少了,原因有三:一是他殁于1950年,离现在已经50多年;二是他没有如其他名医那样有众多传人,形成“门”、“派”;三是他有一子一孙女学医,都在外地,所以《扬州名医录》只寥寥数语:  王象培(1876-1951)字笠人,号绳园,住皮市街。精医术,著有《产后治验之疑问》、《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论》、《冬伤于寒春必病瘟》等文。  其实,家父还有一个名字叫海珊。另外,家父是殁于1950年秋天,不是1951年。有这样一件记忆可以作证。  我家有薄田一二十亩,在今西湖镇经圩村一带。每到冬天,佃户结伴挑着白米送到我家,由他们自己往米囤里倒,我家从来不过秤。来缴租米这一天很热闹,佃户都在我家吃午饭,家父和他们聊聊年成年景,有的佃户对家父诉苦,家父还拿些钱给个别佃户带回去。因为和佃户之间关系融洽,家父出殡的前后数天,他们都来帮忙,男女老少有二三十人,坐满了第一进三间屋子,他们异口同声说:“老先生是好人,种他的田,不计较租米,看病还不收钱。”假如家父是1951年去世,那时已经“土改”,佃户和田主要划清界限,他们不会来帮忙,也不敢说“老先生是好人”。  家父精通妇科,那时妇科病是女人的隐私,阔太太和娇小姐尤其如此,以她们的身份,不可能在众多的人前说难于启齿的敏感语言。所以家父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我家自备一辆人力车(当时叫包车),长年雇佣一名车夫。下午出诊,病家留他洗澡吃晚饭,每天到深夜才回来。我年幼,父子很少交流时间,对家父生前事迹了解很少,只有一个事例能说明他的医术。广陵路商业幼儿园对面支家大院陈茂才和他的老伴陈李氏,曾多次与我忆及家父,感念之情溢于言表。陈李氏说:她结婚六七年没有生子,为此,在家里受尽公婆的冷言冷语,丈夫一度也对她很冷漠。经人介绍,吃了家父十几剂汤药,半年后就怀上了。以后一连生了六个子女,过着幸福的生活。  家父为什么后继乏人呢?他常常说:“行医是仁心仁术,必须要有医德。只有读熟‘四书’的人才懂得仁义道德,才有资格行医。”此时已经是民国年间,现代教育已经普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还有谁耐得下性来读儒家经典?因为这样,他先后收了几个徒弟,终因“四书”没有读熟,相继离去。  家父有一颗“绳园王”的印章,凡是穷苦人家来就诊,非但不给诊费,而且在“方单”上盖“绳园王”的印章,可以直接到同松药店去拿药,不付钱。  抗日战争前是相对安定的年代。1935年他过60岁生日,现存的许多立轴、条幅、银盾很能说明当时的排场。  家兄王绂麟自幼在课余跟随家父学习中医,中学毕业后,家父毅然送他进上海东南医科大学,学习西医。  家兄王绂麟秉承父志,是不问政治专攻医学的新派人物,他在学生时代参加苏北新医学会。该学会是由沪宁两地的东南、南洋、同德、同济、中央、约翰、震旦六所大学的学医学生组成,初创于民国17年,会址设在上海东南医科大学内,吸纳淮河以南,今淮安、盐城、泰州、南通等地在校学生参加,共有会员40人,其中属于今扬州市的有八人:  王绂麟 扬州南皮市街  蒋重山 扬州同济医院  钱一峰 扬州人,暂住上海沪军营亲贤里八号  刘汉勋 仪征十二圩小营盘后  徐綝猷 扬州仁寿里十一号  朱耀庭 宝应虹桥太义小学  王 玨 瓜洲陈家湾复兴祥米行  若以当年的“扬八属”来统计,还可以增加八人,这实在是以扬州学生为主体的旅外医学团体,这是扬州地方文献没有记载过的。另外,今天地方文献中只记载民国年间西医有省立扬州医院和扬州浸理会医院,根据这份名单,当时扬州还有同济医院。  该学会于民国20年夏季出版了《苏北新医学报》创刊号,至今为我收藏,这恐怕是扬州的孤本(见上图)。家兄王绂麟是该刊物的积极参与者,在创刊号里有他两篇文章,首页有他的《祝苏北新医学报出版纪念·祝词》一首:  在昔神农 尝药治病  科学昌明 新医是竞  苏北新医 自堪借镜  人手一册 卫生之幸  另一篇是宋国宾博士在苏北新医学会的演讲,由家兄记录成稿刊载,讲题是《公众卫生上犬之罪恶》,虽然时隔七十多年,在养狗成风的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苏北新医学报》的内容分三部分,一是医学革命,二是医药知识,三是普及卫生的文艺作品。应该指出,该刊提倡“医学革命”,称中医为“旧医”,称西医为“新医”,主张彻底废除旧医,由西医独霸天下。有一篇《从我国医学革命不成功说到民族不振兴的原因》说:  到了我国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的时候,革命思想非常澎湃的当儿,我们医学革命的空气,也非常的紧张。当时我们贤明的政府,也居然顺着人民的需要,而将旧医的学校改作传习所,并限制旧医的业务。在那个时候,我们确认为革命的政府,做的事业究竟有点儿不同,并觉得是我们医学革命的好现象。但是不料到现在,所谓贤明的政府,到是突然的反脸,庇护他们,是国粹,而我们的同胞就因为政府的庇护,也竟盲从而附和。到了现在,他们又大大的兴起着,到反而来拿国库里的金钱,造了什么国医馆等等造恶机关,来同我们抵抗。  民国初年到民国18年(1929年),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曾多次下令限制中医行医和中药使用,今天扬州的文史工作者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称这是反动政府的反动行为。从这篇文章内容看,这是一种思潮,政府只是应顺某种思潮行事而已,不应用贬义词来书写这段历史。150年来,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过程中,经常或左或右。  民国22年(1933年),家兄王绂麟在上海东南医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行医,抗日战争开始,支援大后方,任广西都匀卫生院院长,解放后,长期任柳州铁路局总医院院长。(联系地址:扬州市皮市街大芝麻巷1号;责任编辑:姚震) 【人物剪影】

◇ “扬州第九怪”季之光的历史记录 ◆ 王宗正

  首次得到名人题词。1956年3月22日,梅兰芳大师去泰州探亲路过扬州,住大汪边招待所。在文化处长张青萍引荐下,季之光见到梅兰芳。梅先生为季之光收藏题了词“努力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当时季才25岁。  1960年3月季之光完成了《火柴匣上的艺术》一书,这是他的第一本火花专著。全书共28个章节,约5万字,因种种原因直到1968年12月才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改名《趣谈火花》,作家叶永烈作序。  首次举办全国大型展览会。1961年7月1日在扬州史公祠举办了“社会主义国家火柴盒贴花艺术”展览会(展出了中、苏、捷、波、匈等12个国家的火花和火柴实物)。  第一次刊登报告文学。1982年第四期《当代》文学杂志刊登了报告文学《季公火佛》(侯宝林题),作家高汉铭撰稿。  首次获得政府颁奖。1984年9月18日台湾火花参加四川成都艺术节,获得中共成都市委和市政府颁发的一等奖。  得到政府分房。1982年4月,歌唱家李光羲来扬参观季之光收藏品后打报告给胡耀邦总书记,在总书记的关心下,季之光分得住房一套。  出版中国第一本向外国介绍火柴盒贴的专著。1989年,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火柴盒集锦》一书(分别用中、日、英、法、德、西等文印刷),作家秦牧作序,画家关山月题词(不灭的火种)。  出版介绍个人收藏的专集。1990年3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季之光的火花世界》(精装本),图文并茂,书画家钱君陶作序。  走进电视的火花收藏家。1991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华之最》系列片第16集中,介绍了一个火花收藏最多的人季之光。同年,由扬州电视台拍摄的《扬州第九怪》系列专题片参加全国电视展播,获得一等奖,全国社教人物展播和导演一等奖。1993年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播放“火花收藏家‘扬州第九怪’季之光。”1994年台湾中氏电视台拍摄的《大陆寻奇》系列片中,介绍了火花收藏家季之光。最近中央电视台又播放了《运河人》系列片第七集“扬州第九怪”。  发行火花挂历。1996年,江苏美术出版社、江苏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季之光收藏“火花珍品”挂历。  受聘担任大辞典艺术指导。1997年2月,由北京团结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艺界人名大辞典》聘请季之光担任艺术指导。  1998年4月,季之光在南京创办火花艺术公司。  多次上邮品。1999年,国家邮政局发行“扬州第九怪”有奖明信片。2003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一套季之光个性化邮票和邮折。  中外报刊杂志近千篇文章介绍收藏家季之光。其中有《人民画报》、《中国画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羊城晚报》、《新民晚报》、《艺术世界》、《美国华侨时报》、香港《大公报》、巴基斯坦《穆斯林报》、法国《巴黎时报》、《科威特时报》、《人民中国》(日文版)、《中国报导》(世界语版)等。  受聘为艺术顾问。从1976年起,季之光先后受聘担任华夏收藏家俱乐部、南京名人艺术研究院、南京多瑙河餐厅、火车头大厦、扬州新世界大酒楼、扬州个园、扬州何园等近400家单位的艺术顾问。  在全国各地举办季之光收藏名人书画、贺片、立体照片、火花等个展。其中有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合肥、青岛、郑州、开封、洛阳、阳泉、苏州、无锡、杭州、西安等200多个城市。  举办季之光个人收藏讲座。多年来,季之光先后在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镇江船舶学院、江苏农学院、扬州工学院、江苏教育学院、合肥工学院、柳州工学院等近50所高校作过“爱好、毅力和理想”的专题讲座,深受师生欢迎。  与名人合影。季之光先后与琼瑶、宋祖英、谢晋、孙道临、庄则栋、栾菊杰、侯宝林等700多位名人合影留念。  收集全国名人题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钱伟长、费孝通等,书画家启功、吴作人、关山月、丰子恺等,评书(话)演员刘兰芳、王少堂等,诗人艾青、臧克家等,京(越)剧演员梅兰芳、童芷龄、王文娟等,作家叶圣陶、丁玲、魏巍等,影视歌星赵忠祥、白杨、唐国强、彭丽媛、毛阿敏等,导演谢铁骊等,1000多人次。  (联系地址:扬州市文昌西路256-1,责任编辑:魏怡勤)


【编读往来】

◇ 莫将传说当信史 ◆ 刘金城

《扬州史志》编辑部:  读了贵刊上期《“尧与高邮”研究动态综述》,真使我吃惊。历史能这样研究吗?不但尧的出生地在高邮,而且出现了“尧系列”:尧的母亲在高邮活动,尧在高邮治水,尧在高邮发明围棋,高邮是古代的尧城……在高邮形成了“帝尧热”。实证呢?一样都没有,全部是假说与推理。如果说是“戏说”,还可以,但当历史来读,我看不行。本来对于这类文章,读读而已,现在看起来势不可遏,这种误导危害非浅,就不能不棒喝一声:该停止了。  究竟错在哪里?依我看,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分不清传说与信史的界限,误将传说当信史。  大家都知道,尧其人其事都发生在远古,远古在历史发展阶段中是最原始的,还处在神话传说阶段。这个时期的传说人物,还是半人半神。这些人物,历史上是否真有,还要打个问号。即使有,也带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  现在问题的焦点,也是纠缠不清的问题,好象还是尧的出生地。据说尧的出生地有十一个地区都在争,其根据是什么?那也就是皇甫谧的“三阿”说。又据说高邮很有优势,或者说高邮的“三阿”最为“正宗”。这样就能说尧的出生地是高邮么?我看还不能。不少人只重视了“三阿”在哪里,而忽视了比之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三阿”到底是什么。皇甫谧的问题不解决,即使论证出三阿的实处,那也是徒劳的。  皇甫谧所说的“三阿”到底是什么?我看有两点可以明确:  其一,“三阿”在这里是泛指丘陵,用的是本义,不是指地名,那是后起义。尧,如果确有其人,应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原始部落有没有地名,还待考。即使有,会不会具体到“三阿”?如果能具体到三阿,为什么还用“三阿之南”这样不确定的字眼?这就象高邮之南是江都,为什么不直接说江都,而说高邮之南呢?在这个问题上,起码说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谁也不能证明皇甫谧说的“三阿”确定为地名。既然不能确定“三阿”是地名,现在我们再来考证“三阿”在哪里,又有什么价值呢?  其二,“三阿”是传说,还是信史?在这里我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传说,而不是信史。因为皇甫谧如果用的是信史,就必然要交代“三阿”的出处。再者,尧的历史都是传说史,没有信史可言,从这个角度来看,“三阿”与“尧为赤龙所生”其性质无异。既然“三阿”是传说,那我们考证“三阿”在哪里,又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我们确定其为传说,就不能象信史那样“坐实”,一定说尧的出生地在高邮,更不能说就在神居山一带。传说是无法证明的。  如果一定要证明下去,那就请先证明一下皇甫谧的“三阿”说不是传说而是信史。如果这个证明不了,前提错了,又怎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联系地址:宝应县顺发小区南楼501室,责任编辑:姚震) 【编读往来】

◇ 说长道短话二期 ◆ 朱志泊

《扬州史志》编辑部:  我是贵刊的热心作者和忠实读者。本着《扬州史志》办得更好的精神,对今年第二期《扬州史志》来一番说三道四,请宽宏我的鲁莽。  《也谈邗沟大王庙》一文说,邗沟庙在邗沟南岸,建于汉朝。  黄湘、五格《乾隆江都县志》卷八说:  在城东北邗沟之阳,相传为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后人祠之。  嘉庆《扬州府志》卷二十八说:  在城北三里邗沟之阳,庙像衮服。相传吴王夫差筑城邗沟,后人祀之。  是什么时候的后人,估计不会早于明代。刘濞是汉王朝的第一号“反贼”,终汉之世没有平反,谁敢为他建庙?我一直查到宋代的地理专业书,都没有邗沟大王庙的记载。  古称水之北曰阳,“邗沟之阳”是北岸,不在南岸。  《宝应古运河文化十题》短小精悍,读后得益不少,可惜第五题“最早的运河大桥”错了。扬州地区运河上最早的桥不是建于唐代宝应的嘉定桥和广惠桥。最早扬州地区运河上的大桥是扬州城郊的洛桥,载《水经注》“淮水”章中。那么,扬州地区至迟在南北朝就有桥梁了,不是唐代,不在宝应。  《〈闲话扬州〉风波的台前幕后》是篇好文章,可惜文中没有把民国时代的法院制度弄清楚。民国时代,中央称最高法院,省级称高等法院,县级称地方法院。江苏省的省政府在镇江,高等法院在苏州,扬州人向易君左起诉的是镇江地方法院。  《易君左与〈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这篇文章也很好,遗憾之处,没有附录几篇不为扬州人熟悉的扬州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我小时候读过该书,《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一书文笔之生动流畅,有极大的鼓动力,当年许多青年就是读了这本书走上抗日之路的,书中讲述好几位扬州地区抗倭寇的英雄。是否可以和作者联系,在以后的《扬州史志》上选登这些人物。  《竹西遗韵》作为小说,写得很好,如登载在历史刊物上,有些勉强。其中有几处值得商榷。  一、宋代的官职  该文说:“后韩琦入召京城任枢密副使,即副宰相。”   自从秦朝以来,行政、军事、司法是三鼎足独立的。中国历代官方文书上没有宰相这名称,宰相是民间称呼。凡是历代国家的最高行政官员习惯称宰相。在宋朝,同平章事俗称正宰相,参知政事俗称副宰相。枢密院是管军事的,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国防委员会或中央军委,枢密院的正长官是枢密使,副长官是枢密副使。军事和行政是两个系统,不能称副宰相。  宋朝实行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韩琦来扬州的“官”是枢密副使,是拿工资的标准,知扬州是“差遣”,才是他真正的职务。  该文说:“陈封州就是陈升之,建州建阳人,他中了进士也才几个月,受命往封州任职。”   古代往往把某地的行政长官加上姓,来尊称某人。陈封州的“封州”是封州知州。中进士后外放知县就很光彩了,一个才中进士几个月的人做知州,这是史无前例的。陈升之是仁宗景佑初年进士,最初的职务是知南康县(今江西省),景佑元年是1034年,四相簪花是1045年,他的传记在《宋史》卷三一二。  二、四相簪花的由来  该文说:“民间传说谁带上金带围,谁就能当宰相。当年杜牧祖父杜佑一睹金带围的芳姿,后来果至宰相。所以后人又称金带围为‘宰相花’,‘宰相花’到了唐宋已经盛产于扬州……”   民间传说有真有假,真假民间传说都可以引用,不过民间传说要告诉读者这是文化现象,不能当真。上面这段民间传说就是假的。据宋·陈景沂《全芳备祖集》卷三引《扬州芍药谱·孔常父序》:  谢省中诗曰:“红药当阶翻”,说者曰:“草色红者也,其义皆与今所谓芍药者合,但未有専言扬州者。”唐之诗人最以模写风物自喜,如卢仝、杜牧、张祜之徒皆居扬日久,亦未有一语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余官于扬,学讲习之暇常裁而定之,盖可纪者三十有三种,乃具列其名从而释之。  由此可见,芍药在唐代还名不见经传,扬州芍药之盛开始于宋代初年。  关于“四相簪花”的野史记载很多,今选二则如下  《江南通志》卷三十三:  唐郡圃在江都县,唐开元间,有杏数十株,花时如锦,太守张晏立馆其下曰“争春“。后人号圃,曰”杏村芍药圃“。在江都县禅智寺前,宋韩琦守郡,圃中发金带围四朶,非常种也。燕时王珪为监郡,王安石为幕官,陈升之初授衙尉丞,过此亦与焉。各簮其一,后四公相继登宰辅。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  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线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  昔韩魏公以枢密副使出维扬。一日,金腰带忽出四蕊,魏异之,乃燕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将燕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  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簮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  是后鲁公守维扬,金腰带一枝又出,则鲁公簮之,而鲁公亦位极,未几叔父文正公亦尝守维扬维扬,一旦金腰带又出,而维扬人大喜,贪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献然花,适开未全也。文正公为之怅然亦簪,而赏之焉。久之,文正公独为枢密使,后加使相,检校少保,视宰相恩数。  噫!一花之异有曲折与人合,乃若造物戏人乎? 三本书中以《铁围山丛谈》最有戏剧性,如果能以这本书为蓝本改写成故事,那么这情节就更丰满了。  三、四相簪花的吟诗  该文所载韩琦吟的四句诗,不是这次酒会上的“四相簪花”诗。在韩琦《安阳集》和后来的清·呉之振《宋诗钞》、清·陈焯《宋元诗会》、《御选宋诗》、《御制佩文斋广群芳谱》都作韩琦《和袁陟节推龙兴寺芍药》诗。这是一首长调,有五十多句,该文作者取开首两句,“广陵芍药真竒美,名与洛花相上下。”和中间两句,“仙家冠子镂红云,金线妆治无匹亚”(该文把“冠子”误作“官子”)。  在韩琦《安阳集》中有十二首诗是吟芍药的,到底哪一首诗是四相簪花的诗呢,下面两首《芍药》诗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供有心者参考研究:从来良守重农桑,何事栽花玷此堂。已爱昔贤形藻绘,更移嘉卉伴馨香。酒酣谁欲张珠网,金钿偏宜问宝冠。露里更添云髻重,蝶栖长苦玉楼寒。  《苏东坡全集》吟咏芍药的诗有二十余首,细细品味,下面这首《芍药》诗似乎有可能是这次雅集上的吟咏,录之如下,仅供有心者参考研究: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着薄衣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恃风流时样妆。  四、关于乌台诗案  宋朝中央御史台监狱称“乌台监狱”。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因写诗讽刺王安石新政,被逮捕关进御史台监狱,史称“乌台诗案”。八月下狱,十二月出狱,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  该文“东坡题诗遭弹劾”所说情节是元丰八年(该年是1085年,笔者误作1086年),这次在扬州赋诗受到弹劾,经过他的辩解,没有对他的仕途产生影响,反而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而该文说因在扬州赋诗由此入乌台监狱,似乎有误。  五、关于“乾隆三住竹西”   该文称乾隆三次住进竹西寺,皇帝住进一个地方称驻跸,在封建社会是天大的事情,一定有记载的,我查了多处有关古籍,都没有查到。  该文引用的第一首诗是《初游上方寺》的前四句,其实后四句比前四句还重要,今录全诗如下:  湾头遥见起平冈,闻说精蓝有上方。虽是径蹊畧纡转,果然松竹不寻常。  八禅漫论通其要,万姓尤欣副所望。马足纷随定何碍,躏蹂惟惜麦抽芒。  【原注】:万姓随,马足趍瞻,竟有践踏麦苗者,既不忍严禁,呼令莫履麦田,彼乃不听也。  这首诗在《南巡盛典》卷十二,下面有《香阜寺》诗,再下有《天宁寺再叠前韵作》,更下有《驻跸天宁寺行宫叠旧作韵》,可见这一天玩了几处地方还是到天宁寺行宫过夜的。  该文引用的第二首诗是《竹西精舍》,给读者的影像是该诗只有四句,其实是七律,全诗是:  上方寺侧构精舍,杜牧诗情绘竹西。筠径宜吟犹在曲,梅庭入画欲开齐。  可怜春事将昌矣,为嘱江南且慢兮。歌吹扬州唐已是,借他空色偈全提。  与此同时还写了首《上方寺》,上方寺就是竹西寺,应该提到而没有提及,今录之如下:维舟暂据鞍,老幼任从观。如子遇父母,同心发喜欢。上方莅非远,古佛谒修檀。傍室颇点缀,多哉弗耐看。  该文引用的第三首诗作者还作了说明:“乾隆第二次入住竹西,适逢惊蛰,皇上由地方官陪同,前往竹西亭下的劝耕亭举行劝农耕种仪式。”   写纪实文学可以适当地推理,也可以作些铺垫,但不能离谱。其实该诗名《至维扬即事》:小雨北风起蛰雷,夜阴晓霁进舟催。日暄景丽春方仲,幼挈老扶民总来。  稍厌笙歌特烦聒,不嫌梅竹作清陪。(该文“特”误作“持”)  竹西小杜曾留句,何事唐时已有开。  【原注】:是日始闻雷  这首诗是他第六次刚到扬州时写的,从前后几首诗来推定时间是仲夏,第一次听到雷声,诗中的“竹西”是指代扬州,这首诗和竹西地域无关系。此诗接下去的一首《上方寺》应当收录而没有提到,未免遗憾:  蜀冈此其尾,登岸必先临。  尚远笙歌沸,却欣松竹深。  山僧习俗礼,野鸟解禅音。  颜李赞吴画,查然莫可寻。  以上见《南巡盛典》卷二十。  学术文章出现错误是常见的,互相讨论不仅可以纠正讹错还能增加知识。我的以上所述,不一定都正确,欢迎同仁指正。  (联系地址:扬州市东花园何南67幢201室,责任编辑:魏怡勤)


【史志之余】

◇ 夏游莲花桥(诗) ——为二○○七年夏保护性整修而作 ◆ 钱爱扬

挽盛夏微风用虔心的手轻抚一座250年的桥倏然五亭佛化成一朵金莲绽开在《扬州画舫录》里定格在淮左名城———扬州标志中 从此 250岁的莲花桥借着四季风送来淡淡的香还有琼花、芍药、茉莉的芬芳引来了天子南巡的龙船留下了文人雅士的旅迹铸就了挹古扬今的灵魂 都说每年八月十五天下奇观莲花桥洞衔有十五个月亮记住喔还有青花瓷杯中映出的那第十六个圆月哦媲美赵州桥的莲花桥难道不是天下一座“南秀北雄桥”的孤本一卷“明清扬州图”的绝版一曲“春江花月夜”的律动一幅“皇帝接驾图”的天成 250岁的莲花桥哦风雨中记不清泛绿的铜铃声声悄然诉说着古城沧桑变迁烟花里数不尽的龙凤亭瓦块块片片刻有与时代对话的指令这里时空续写着史志芙蓉绽放出另种美丽不信你轻触莲花的一瓣便听到蜀冈晨钟暮鼓的梵音还有西湖清风 朗月花香 船影人流中甩下的Good morning …… 于是莲花桥化作了新世纪琼宴 “五碗”(五亭桥)、“八碟”(凫庄等周围八景点)、“一壶酒”(白塔)还有那纤瘦的一湖甜得醉心的水(联系地址:扬州市园林局茱萸湾风景区管理处;责任编辑:魏怡勤) 【史志之余】

◇ 欧阳修部分诗文赏析 ◆ 张家骞

  今年是欧阳修诞辰一千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文坛领袖、儒彦宗师,特选取欧阳修有关扬州的部分诗文,加以鉴赏评析。离别滁州 平山雅集  宋仁宗庆历8年(1048年),欧阳修告别地僻事简、民俗安闲的滁州,于2月22日抵达古城扬州,主持政务。一路风尘仆仆,欧阳修“苍颜白发”,其实,那时他才四十刚刚出头。扬州当时是通都大邑、战略要地,自非滁州可比。前任知州是庆历新政的中坚,与范仲淹齐名的韩琦。欧阳修初到这里,公务繁杂。但他胸有成竹,治术别具一格———不表政绩,不求声誉;推行宽简政治。到任三个月,就把衙署治理得有条不紊。当时扬州人民对他的评价是:“为政宽简不苛,深得郡民爱戴。”   扬州为历史文化名城,从隋唐至北宋,风景区主要集中在古城的东北郊,即运河沿岸———竹西亭、禅智寺一带。而明清以来,风景区则主要集中在古城的西北郊———瘦西湖至蜀冈一带,有大量的诗文可以佐证。追溯当年构建新景点的历史,欧阳修功不可没。由东北郊至西北郊,约长十里,这正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十里长街市井连”。而西边的终点站“平山堂”和新城“琼花观”中的“无双亭”,都是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亲自设计规划、主持兴建的。  无双亭,在府城(旧城)东门外蕃釐观(今名琼花观)。观内所植琼花,素负盛名。传说宋仁宗庆历年间曾把它移植宫中,搞得憔悴无花;还栽原地,却又繁茂如故。欧阳修专门为它在观内筑亭,起名“无双”。他在《答许发运见寄》诗中写道: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  平山堂,在蜀冈中峰上,大明寺西侧。庆历8年(1048年)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营建。据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载: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戴月而归。”   平山堂景区现有建筑多为清代重建。堂内楹联甚多,有清嘉庆年间扬州知府伊秉绶撰“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朱公纯撰“晓起凭栏,六代青山都到眼;晚来对酒,二分明月正当头”等。还有一副名联,为两淮转运使徐仁山集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王禹偁《黄冈竹楼记》、苏轼《放鹤亭记》中的佳句荟萃而成,联曰:“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   欧阳修任职扬州期间,诗人梅尧臣曾在扬州盘桓过。一次是庆历8年5月末,梅尧臣在回宣城老家途中路过扬州,好友相逢,十分欣喜,在扬州“进道堂”谈了一个通宵。梅尧臣曾有《永叔进道堂夜话》诗,记下了这次交谈的情景。一次是同年8月,梅尧臣于宣州往陈州赴晏殊幕的途中又过扬州。这次欧阳修挽留梅尧臣在扬住下,会见了同乡、有能臣之称的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还和夏侯绎、张唐民一起游了蜀冈大明寺。中秋那天,欧阳修约了梅尧臣、许元和新科进士王琪一起饮酒赏月。虽然天气不好,下了点雨,月亮一直没有露面,但他们的兴致很高,诗兴很浓。王琪先作诗一首,欧阳修立即写了《酬王君玉中秋待月值雨》(七律):池上虽然无皓魄,尊前殊未减清欢。绿醅自有寒中力,红粉尤宜烛下看。罗绮尘随歌扇动,管弦声杂雨荷干。客舟闲卧王夫子,诗阵教谁主将坛!  接着,梅尧臣又写了一首七律《和永叔中秋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这样此唱彼和,直到夜深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八年后,梅尧臣再游平山堂,思念故人,写下了古体诗《平山堂杂言》:  “芜城之北大明寺,辟堂高爽趣广而意庞;欧阳公经始曰平山,山之迤逦苍翠隔大江。天清日明了了见峰岭,已胜谢朓龊龊远视于一窗;亦笑炀帝造楼摘星放萤火,锦帆落樯旗建杠。我今乃来偶同二三友,得句欲将霜钟撞。却思公之文字世莫双,举酒一使长咽慢肌高揭鼓笛腔,万古有作心胸降。”   欧阳修笃于友谊,尤其是对那些革新派人士,共患难、同进退,休戚相关,互通声气。文集中有好多碑志、祭文就是为悼念亡友而写的。庆历8年,他在扬州写的《尹师鲁墓志铭》可谓这类作品的代表。尹师鲁是欧阳修在政治上、文学上的至交,情同手足。一年前,被仇人挟私报复,蒙冤死于贬所。身后家境贫寒,子女尚幼,欧公深为惋惜和同情。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了这篇墓志铭,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珍贵史料。  和欧阳修、梅尧臣一道积极倡导诗文革新的苏舜钦(字子美)也曾到过扬州,并写了《扬州城南延宾亭》诗。但不久他就被人陷害致死,只活了41岁。欧阳修在扬州曾写了《祭苏子美文》。  坎坷不平的政治生涯,使欧阳修未老先衰,43岁就已鬓须皆白,双目昏花。在扬州,眼疾发作,剧痛如割。而扬州是个大郡,送往迎来,应接不暇。他只好自请移知小郡颍州(今安徽阜阳)。皇祐元年(1049年)3月赴新任。欧阳修在扬任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文章太守 千秋佳话  “文章太守”一语,一般以为是专指欧阳修。其实,欧阳修《朝中措》词中的“文章太守”是指刘敞(1019-1068),字原甫,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1056至1057年任扬州知州。苏轼《西江月》词中的“文章太守”才是指欧阳修。  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这首词里的“文章太守……”,并非欧阳修自我夸耀之语。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刘敞(刘原甫)出守扬州,欧阳修写这首词饯行,回想自己八年前(1048年)守扬时有关情景,致其拳拳之意。这首词在欧词中具有特殊的风格。欧公《六一词》多承南唐馀绪,深情婉曲,有“花间派”遗风;而此词描写景物,抒发感慨,不加藻饰,直抒胸臆,大开大阖,在艺术风格上属于疏宕一路。它是北宋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词一开端就有一股突兀的气势,并引领全篇。“平山阑槛倚晴空”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栏远眺的情景。此时平山堂上虽是“晴空”,但江南诸山可能还有烟雨,从扬州远眺江南,青山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故云“山色有无中”。  以下两句,描写更为具体。欧公兴建了平山堂,并在堂前手植杨柳,一直传为千古佳话。此刻当送刘敞出守扬州之际,欧公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枝枝叶叶都牵动着作者的感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受。  过片三句写所送之人刘原甫,与主题相应。据《宋史·刘敞传》记载:刘敞“为文尤赡敏(指词语丰富,文思敏捷),掌外制时,将下直(犹今语“下班”),会(恰逢)追封王、主九人,立马却坐,顷之,九制成。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写信)来问,对其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九制 ,是指九道敕封郡王和公主的诏书,刘原甫立马却坐,一挥而就,可见其才思敏捷。此词云“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不仅表达了欧公“心服其博”的感情,而且把刘敞的倚马之才作了精确的概括。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于是一个气宇轩昂、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词人秦少游对此三句非常激赏,他在《望海潮·广陵怀古》词中曾写道:“最好挥毫万字,一饮拼千钟!”   刘敞在任扬州知州期间,曾写《登平山堂寄永叔内翰》(七律)诗寄赠欧公,欧公也写了《和刘原父平山堂见寄》(七律):督府繁华久已阑,至今形胜可跻攀。山横天地苍茫外,花发池台草莽间。万井笙歌遗俗在,一樽风月属君闲。遥知为我留真赏,恨不相随暂解颜。  欧公诚恳地表示:当我从远方知道了你们真正赏心悦目的乐事,希望我来共同欣赏时,我恨不得就和你们一道,暂时开颜欢笑一番。  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在欧公逝世七年后,曾写了《西江月·平山堂》词,以资纪念: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2年(1079年)4月。作者前已两次来过此地,这次从徐州到湖州赴任,经过扬州,三度来到平山堂下。堂是欧公所建,壁上他的墨迹笔势腾扬,龙飞蛇舞;但欧翁早已逝去,徒然令人低徊凭吊。  苏轼是欧阳修在仁宗嘉祐2年任主考官时亲手识拔的“奇才”,并说“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当时苏轼才21岁。时隔二十多年,苏轼想起这位革新文坛的主将、自己尊重的前辈,内心仍然充满着敬佩之情和知遇之感。  后来,苏轼在元丰6年(1083年)谪居黄州时,所写《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词又一次提到欧阳修与平山堂,并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可见苏轼一直念念不忘平山堂的景色和恩师欧公。竹西佳处 歌咏扬州  “自昔繁华地,名贤志竹西。”扬州东北郊烟柳环绕的竹西景区位于古运河畔,从隋唐到宋代,竹西景区逐步形成的著名景点有月明桥、三绝碑、竹西亭、吕祖照面池、蜀井、昆丘台、苏诗石刻和芍药圃,统称“竹西八景”。  欧阳修在扬州任职期间,竹西景区也是他常临之所。他和在滁州时一样,保持与民同乐,写出了“喜闻车马人同乐,惯听笙歌鸟不惊”的诗句。其中,欧公《和原父扬州六题》诗分别是: 1、泛舟观景昆丘蒙谷接新亭,画舸悠悠春水生。欲觅扬州使君处,但随风际管弦声。 2、竹西亭十里楼台歌咏繁,扬州无复似当年。古来兴废皆如此,徒使登临一慨然。  竹西亭: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位于禅智寺外东南角,为两层砖木结构,又名“歌吹亭”。亭侧有“三绝碑”,即吴道子画“宝志公像”,李白作《志公像赞》诗,颜真卿书。 3、昆丘台访古高台半已倾,春郊谁从彩旗行?喜闻车马人同乐,惯听笙歌鸟不惊。  昆丘台:帝王祭台,始建于五代。徐知诰辅佐吴王杨隆演时,命周淙筑建。台高百尺,砖石结构,取鲍照《芜城赋》“轴以昆冈”之意,故名“昆丘台”。后来吴帝即位、南唐建立政权时,均在昆丘台设坛祭天。宋太祖赵匡胤御驾南征,攻占扬州的第二天,即由赵普、石守信等陪同登昆丘台祭天。至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昆丘台已出现严重倾斜,他下令拆除重建,仍为砖石结构。 4、蒙谷一径崎岖入谷中,翠条红刺罥春丛。花深时有人相应,竹密初疑路不通。 5、时会堂二首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光百物新。 忆昔尝修守臣职,先春自探两旗开。谁知白首来辞禁,得与金銮赐一杯。  “春贡亭”在上方山之西一座山冈上,与禅智寺相隔一个小峡谷。其后是“时会堂”,为生产贡茶之处。相传品茶专家陆羽途经扬州,品尝之后认为扬州禅智寺一带出产的茶叶酷似四川名茶“蒙顶茶”之味,从此,扬州蜀冈茶被列为贡品。贡茶制作十分讲究,需要知州亲自验收封样,并亲送京城。  从竹西亭至春贡亭一段山谷,人称“蒙谷”。山坡修竹林立,松柏苍翠;其下流水潺潺,明澈见底。欧阳修和梅尧臣曾乘小画舫过蒙谷往春贡亭,不禁抒发感慨“古来兴废皆如此,徒使登临一慨然”。  在欧公《奉酬扬州刘舍人见寄之作》诗中,还看到这样一些诗句:“悠悠寝与食,忽忽朝复暮。纷纷竟何为,凛凛还自惧。朝廷无献纳,仓廪徒耗蠹。江河岂不思,恳悃布已屡……”该诗和唐代韦应物《答李儋元锡》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意蕴十分类似,显示出欧阳修爱国爱民、勤政廉政的情怀。  (联系地址:扬州市淮海路40号 扬州中学教师宿舍三号楼301室;责任编辑:魏怡勤) 【史志之余】

◇ 由杭州阮公祠即将开放说开去 ◆ 靳言

  近日,《扬州时报》有一则报道披露:杭州的吴山阮公祠二期修缮和整理工作已接近尾声,并于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笔者读后感慨万千,忧喜交加。  喜忧之一,谈其人名重实轻。说阮元是扬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近十多年来,地方性报纸、电视和刊物介绍阮元作为乡贤的文章连篇累牍,不少记者走访采访,不少学者研讨撰文,特别是在扬州标志性建筑的扬州博物馆门前,竖立着二千多年来十个扬州人尊崇的名人中就有其一,足以证明阮元其人的地位。但稍稍了解历史的人不难看出,十个名人中真正称得上地道的扬州籍名人的也就仅此阮元一人。遗憾的是这个地方乡贤至今有“家”难“归”。吴王夫差有了大王庙、曹寅有了雕版印刷收藏馆、史可法早有了纪念馆等,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了供后人祭祀和景仰的魂归宿地。近日欣闻扬州毓贤街的阮家祠堂被确定为省首批十个江苏名人名居抢救工程之一,获修缮资金百万,欣喜之余又让人十分忧心。据了解,现住在阮元家祠中有十多户机关干部或居民,仅有省里的这百万修缮资金,连两户都动迁不了,地方财力不加大投入,又谈何修缮?   喜忧之二,谈功绩避重就轻。如今,在阮元的故里,除一些学者和文化人外,对阮元只知其名,不知其人。一些市民只知道他做过九省疆臣的大官,鲜有知道他所到之处被百姓誉为做了许多好事的清官;只知道他曾做过有帝师之称的太傅,鲜有人知道他曾被当朝学术界誉为泰斗;只知道他为清代的通儒大家,鲜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个歌咏作赋近千首的诗人……翻翻多年来的报纸,不是阮元何许人的重复报道,就是发现与阮元相关遗迹介绍的只言片语。然而这并非媒体的错,巧妇难做无米之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市的各级文化部门举办过若干次扬州名人纪念会,如:史可法百年诞辰纪念会、欧阳修千年诞辰纪念会等等。可在清史上占有独特位置的扬州文化先贤阮元,又有哪个文化部门或学术团体举办过纪念会呢?在2004年曾举办过纪念阮元诞辰240周年纪念会,据说是自发的,资金还是民间筹措的。这就不得不令人生疑,对于那么多的名人,政府的各级文化机构要么兴建或修缮纪念场馆,要么适时举办纪念活动,宣传他们的业绩、弘扬他们的精神、传承他们的文化,阮元,这个已经被认同的扬州名人,为何无人问津呢?  喜忧之三,谈研究“传”重“术”轻。应该说,研究阮元的学术风气较之几年前渐有改观,学者有所增加,扬城书市上,以往少有的研究阮元的专著也时有所见,如:王章涛著《阮元传》、《阮元年谱》,王章涛、郭明道分别著《阮元评传》等。这几年除了上述两位扬州学者仍在殚精竭虑地整理、挖掘和研究阮元的学术思想外,作为文化底蕴积淀深厚的文化大市,又有几人或学术团体或主管部门在组织系统的研究和发掘?更不可思议的是,扬州师范学院的地方文化研究所在扬州大学成立后却销声匿迹了。这么一个地方倚重的文化伊甸园,在阮元研究上也无所事事了。这里不妨一提,有稽可查的史实:阮元是中晚清禁鸦片烟第一人,是编著中国科技史《畴人传》第一人,是创建新式学堂第一人,其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等等。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对阮元的学术成就作了一个综合的评价:“公毓性儒风,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可见阮元的学术思想广博精深,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扬州的百姓期盼当今的扬州学人在研究阮元的学术思想上,走在前沿,独领风骚,开创新风,有更多的研究阮元学术巨著能够问世。这样才能让扬州人真正了解阮元,认识阮元,敬仰阮元,让阮元走出“深闺”,放射光彩。  喜忧之四,谈名声“外”崇扬“轻”。阮元作为清代的九省疆吏,当朝重臣,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湖广、两广、云贵当过总督,在浙江当过巡抚,每到一地都为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兴办教育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近代国学巨擘梁启超评价阮元“东南文化由阮元开拓”,虽谈不上贤人七十,但章太炎、王国维等都是从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走出来的国学大师,因此阮元十分受人尊崇。据阮元的第五代孙,上海同济大学博导、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讲,浙江修缮阮公祠已是第三次,这次投入最大,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也已列入近期的修缮计划;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也已被提上了广州市政府的议事日程,正在全市征集修缮方案;云南昆明的“阮堤”正在扩建,又增加一些新景点;此外,浙江有阮元文化研究所、广东有阮元文化研究会,可见这三地政府对阮元研究的重视。据扬州学者王章涛介绍,近几年,台湾、香港、韩国、日本和美国等都有学者与他就阮元的学术思想及其文化研究进行过多次联系和交流,但对于生于斯、卒于斯的扬州故地来说,似乎墙内开花墙外香。在邗江槐泗的阮元墓,除了一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寥寥些许汉白玉的栏杆令有心人惹眼外,孤独的一处小土包,周围一片荒芜,倒是周围的农民占了通向墓地的甬道,并在墓地中央种上农作物。据说,在一些扬州人中还存有一种潜意识,认为阮元在外当官,对家乡扬州没有多少贡献。这话既引人发笑又让人揪心。发笑之处在于这些人缺少对历史的了解,对名人价值缺乏正确的评判标准;揪心之处在于简单地用狭隘的小视角去衡量名人的贡献,尽显小家子气。前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扬州学派研究会会长赵昌智在“阮元的价值”一文中评价阮元“于细微见风范、于论著见学识、于吏事见才能、于交游见胸襟”。阮元的价值无法用金钱和实物衡量,也无法用在乡内外所做的贡献大小来衡量,可以说,阮元的学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所以,认识真实的名人阮元,要宣传真实的阮元,有真实价值的阮元,阮元才能从故纸堆和只言片语中走出来,放大其扬州“名人”的效应。  (联系地址:市级机关工委;责任编辑:魏怡勤)


【信息之窗】

◇ 扬州市电子文件中心正式开通运行

  8月28日上午,扬州市信息办和市档案局联合召开“扬州市电子文件中心”项目验收会。由省档案局、市信息办、市档案局、市委保密办、扬州大学的有关领导、专家组成的评测组成员实地观看了电子文件中心的功能演示,听取用户代表的使用意见,审核系统有关文档。评测组在对该项目逐项进行评议验收后认为:扬州市信息办和市档案局共同承建的“扬州市电子文件中心”项目,符合该市档案信息化有关电子文件中心建设的阶段目标和设计要求,经过试运行,效果良好,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当天下午,省档案局副局长顾祖根、扬州市副市长孙永如共同点击,开通了“扬州市电子文件中心”。开通仪式上,孙永如副市长充分肯定了电子文件中心的意义和作用,并对建好电子文件中心、发挥好其作用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要高度重视,贯彻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抓紧落实;二是要持之以恒,落实长效措施,切实做好电子文件的报送和公开工作;三是要注意安全,保证党务、政务电子文件不失真、不失散、不失密。 (扬档办) 【信息之窗】

◇ 扬州市集中开展《档案法》宣传咨询活动

  今年9月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20周年纪念日。一清早,扬州市档案局、市档案学会以及广陵、维扬、邗江三个区档案局在文昌广场沿街一字排开,集中开展宣传咨询活动。参加活动的档案工作者们将精心准备的《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扬州市现行文件中心服务指南、市及各区档案馆简介以及档案法基础知识、家庭建档知识等宣传品散发给在广场晨练和过往的市民,咨询台前不时有人前来咨询如何查阅利用馆藏档案以及怎样建立家庭档案等问题,服务人员都热情地给以解答。  《档案法》颁布20周年来,扬州市的档案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档案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日益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档案也不断地融入社会,化神秘为寻常,走进百姓生活,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离不开的良师益友,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关注和认知。此次宣传咨询活动,是扬州市开展纪念《档案法》颁布2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项内容,旨在向市民宣传档案法律法规知识,增强社会的档案意识,进一步形成依法履行义务、依法维权和重视档案工作的良好氛围。  按照统一布置,江都、高邮、宝应、仪征等地的档案部门,市城建、扬州大学、江苏油田档案馆以及各有关单位也在当天同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咨询活动。(扬档方) 【信息之窗】

◇ 扬州市召开档案局(馆)长、方志办主任会议

  7月24日,扬州市在高邮召开档案局(馆)长、方志办主任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全市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档案、方志工作重点,学习贯彻《江苏省“十一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并就全省档案系统档案业务知识和技能竞赛、评先评优以及二轮修志等重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葛阳生在会上作了题为《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讲话。他要求全市档案、方志工作者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勤奋务实地干事,强化目标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抓重点、抓推进,下阶段重点做好10个方面工作: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十一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二是切实抓好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三是努力完成社区建档任务;四是扎扎实实抓好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规范化工作;五是稳步推进国家档案局8号令的实施;六是继续强化电子文件中心建设;七是大力开展《档案法》颁布20周年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好参加全省档案业务知识和技能竞赛,推荐好全省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八是一着不让抓好二轮修志工作;九是立足做优年鉴和乡镇志、部门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十是加速建立地情资料库。  会上,全市档案局(馆)长共同学习了《江苏省“十一五”档案事业规划》以及韩杰局长在实施江苏省“十一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暨省档案馆新馆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对全省档案系统档案业务知识和技能学习竞赛活动作了动员部署。参加会议的方志办主任在分组讨论中交流了上半年地方志、年鉴工作。 (扬档办) 【信息之窗】

◇ 宝应县召开《各镇概况》编纂工作会议

  9月13日,宝应县召集各镇修志主笔和县方志办全体成员举行《各镇概况》编纂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西安丰镇概况》(资料长编),以此为示范进行评析,对照志稿编写要求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并就初稿编写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上,各镇主笔分别汇报了各自工作进展情况。《宝应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县志办主任陈国光要求各镇继续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好修志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解决好经费问题,保证全县修志工作进度。(宝应志办) 【信息之窗】

◇ 扬州市人大领导视察档案工作

  8月21日,扬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等一行17人来到扬州市档案馆视察工作,参加视察的有在扬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军等5位领导及市人大各委办主要负责人。此次市人大领导视察档案工作,是扬州市庆祝《档案法》颁布20周年宣传月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视察中,市人大领导充分肯定了市档案馆近年来在整理、收集、利用档案资源取得的成绩和为地方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对档案馆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市政府加大对档案工作的投入,进一步促进档案馆的各项建设,实现“十一五”扬州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扬档办) 【信息之窗】

◇ 扬州市档案局普及档案知识进社区

  近日,在维扬区档案局积极配合下,扬州市档案局选派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走进维扬区文苑社区,为居民开设档案知识社科大讲堂。期间,主讲者贴近居民生活,通过大量的档案利用实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家庭档案的概念,建立家庭档案的意义,家庭档案收集和管理等方面知识,并宣传公民在档案保护和利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激发了居民建立家庭档案的兴趣和热情。讲堂出现了听众纷纷提问、讲者耐心解答的互动场面,达到了宣传《档案法》、普及档案知识的预期效果。 (管理处) 【信息之窗】

◇ 邗江区举办档案管理系统操作技能竞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20周年,8月15日,邗江区档案局举办了“邗建杯”档案管理系统操作技能竞赛活动,全区镇(街道)、区级机关44名档案人员参赛。竞赛分目录检索和目录输入两部分,全部实行上机操作。经过45分钟的激烈角逐,汊河街道的丁娟荣获一等奖,另有9人分获二、三等奖。为了使竞赛活动取得预期效果,邗江区档案局作了精心准备。竞赛活动的开展,不但激发了基层档案人员学习业务的热情,还推动了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的使用以及提高档案人员系统软件实际操作的水平。(邗江区局)